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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会谈的内容保密，但中国外交部长曾向英国和美国大使透露过会谈的内容。见英国外交部F•405《秘件》，克奈茨贝尔—休金森爵士由南京致爱登先生的电文，1937年1月4日。F•239/3510。另见比克致胡尔的电文，1936年9月29日、10月2日，USNA793•94/8194，793•94/8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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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徐淑希：《华北问题》，上海，1937年，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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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休•鲍尔敦：《日本的现时代》（Japan’s Modern Century），美国，纽约，1970年，第3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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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多罗西•保尔格：《美国和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3-1938），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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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多罗西•保尔格：《美国和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3-1938），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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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英国公文记录《秘件》，H.克奈茨贝尔一休金森爵士由南京致爱登先生的信，1936年11月27日，F•24—/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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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关于逮捕“七君子”的详情，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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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170579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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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 第七章 兵谏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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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声泪俱下，向学生们保证：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请回去，一星期之内，我保证用事实回答你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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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成分混杂，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和特殊的社会背景。1933年初，蒋介石乘日本攻陷热河之机，接管了东北军，将其编入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东北军的三个炮兵旅也被借调出去，与东北军主体分离。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1]陷蒋介石于危机之中。蒋介石欲征调东北军为他平定叛乱，但遭到许多东北军将领的抵制。为此，他从欧洲召回了张学良。[2]1934年春，张学良刚到上海不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张学良实则代行总司令职务。由于南京政府认为剿共高于一切，所以张学良的新职务非常显赫。他接受了这一任命，于1934年4月，设司令部于武汉。[3]同一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反共大围剿，决心在一年内瓦解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他要求东北军在这次战役中打头阵，派东北军深入共产党地区。当时，张学良管辖下的河南、湖北和安徽地区的红军只有3000多人，而东北军则拥有七个师的兵力。但是，在豫、鄂、皖初次剿共战斗中，东北军损失了一个旅；在另一次战斗中，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败北；在江西和湖北交界地区的遭遇战中，一○五师又受到重创。[4]1935年夏，少帅负责围剿的红军撤出其豫、鄂、皖边区，与中央红军协调一致，向西北转移。同年10月，红军主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于是，蒋介石开始把其注意力放到了西安，这是国民党西北军事基地的中心。为了适应反共战争的需要，必须改组那里的政治和军事机构。1935年秋，蒋介石设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本人任西北剿共总司令，任命少帅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管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少帅和他的东北军又开到陕西地区，驻扎西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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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少帅对剿共不甚热心，但他很愿意接受新职务，对前景也颇为乐观。他认为，这一地区的几千“共匪残余”可以轻而易举地迅速解决，不久，他就可以全力以赴对付日本人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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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东北军由五个军组成：第五十一军、五十三军、五十七军、六十七军和一个骑兵军。除了第五十三军的两个师和三个炮兵旅外，全部东北军都先后开入陕西和甘肃，总共14个师，约13万人。其中刘多荃指挥的一○五师最为强悍，该师装备齐整，兵员超过2万人。而其他的师都比较小，每个师只辖三个团。[7]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1935年10月，在与红军的第一次交战中，装备较好的东北军就损兵折将吃了大亏。当他的精锐六十七军在王以哲的指挥下，经富县和甘泉向延安进军时，在甘泉附近的崂山一战，陕西当地的红军就打败了王以哲的两个师，一一○师师长何立中重伤殒命，3000多士兵和低级军官阵亡、负伤或被俘虏。半个月以后，五十七军的又一个师在陕西西部被红军击溃，师长牛云峰被俘，后来，他和几个团长一起自杀了。[8]初临西北，立足未稳，便遭致如此惨重的损失，着实令少帅痛心不已。他要求南京政府重建这两个失掉的师，然而使他沮丧的是，国民政府不仅拒绝为此而拨款，甚至干脆取消了这两个师的番号。这一决定使少帅及其东北军所部心灰意冷，不由得暗生异心。他又向南京政府要求拨款10万元，作为死难官兵们的家属抚恤金，可这一要求又遭到拒绝。张学良气愤已极，我的威望就这样低？我竟不值10万元钱？这是蒋介石收到的来自西安的秘密报告。[9]结果，许多死难官兵的家属毫无生活保障，悲悲戚戚地离开部队。他们散落在西安—天水公路线上，许多人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卖儿女求生。这种惨状自然引起了东北军官兵的同情与气愤，他们为自己的部下和朋友们的悲惨遭遇而感到羞愧，同时也为自己以后的命运而寒心失望。虽然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国民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分叫做所谓“国耻费”。[10]不仅如此，南京还把蒋介石的亲信晏道刚将军派到新成立的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来，做少帅的总参谋长，以便随时监视和控制东北军。晏道刚非常挑剔，总能挑出东北军的毛病，甚至公开指责少帅，引起东北军将士的不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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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随行的还有：杨虎城、宋美龄、傅学文、邵力子及杨永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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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左）与蒋介石等人于1934年游华山苍龙岭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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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初秋，当东北军刚调到西北的时候，一时流言四起。据说这种部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就像他以前对付其他地方武装一样，[12]其用意是一箭双雕，既剿灭了他心头之大患共产党，又削弱了不易控制的强悍的地方势力。正因为如此，虽然东北军正在参加蒋介石的剿共战役，但却是三心二意。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人，早在1931年，他们被迫从其家乡东北撤进关内的时候，就在心里撒下了不满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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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大约有30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此外，它还拥有一支庞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300多架。因此，奉系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那时，它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蒋介石，当时蒋不过只控制七个省份。可是，“九一八”之后，东北军运交华盖，每况愈下。在服从南京命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损兵折将，兵员减少到13万人。[13]1936年，一个名叫万毅的东北军军官向尼姆•韦尔斯表示了他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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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等待和服从蒋介石的军备供应政策，我们的力量就会越小，这是军备给养吗？……全体士兵和下级军官代表了东北军的共同心愿，我们所要的只是停止内战，立刻打败日本……如果蒋介石继续向日本人让步，不接受东北军向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将立即和那些想要打日本的人站在一起，打回老家去，无论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措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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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东北军军官大都出身富豪。他们过去驻扎在东北繁华的城镇，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东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十分繁荣，每年库存都有大量盈余，这里所发行的纸币“奉票”，不仅在东北地区流通无阻，而且在关内也信誉卓著。东北军从不欠饷，文官武将，生活都很富裕。[15]可是，现在他们却地处一隅，驻扎在中国最贫瘠的乡村，只拿到他们从前薪水的百分之六十。[16]他们对政府极为不满，况且，在几次与共产党作战失利以后，他们内心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感常驱使他们希望与共产党和解。正在此时，共产党却主动接近东北军，要求与他们化敌为友，一致抗日，这自然引起了东北军上下的一片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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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末，张学良曾两次专程去南京，敦促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抗日政策。而南京的反应却只是增派10个师到陕西，在胡宗南指挥下，阻挡红军东进抗日，[17]这就使东北军官兵更加确信共产党的抗日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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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上海救国会发起的抗日运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这也间接地给南京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1936年10月，当满洲国的日、蒙、满联军以热河和察哈尔为基地，进行装备和训练，并开始进犯绥远北部之时，全国舆论大哗，抗日呼声日愈高涨。[18]尽管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南京政府仍然不顾民心所向，一意孤行。蒋介石的立场仍然是，首先须实现国内统一——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团体开始敦促南京政府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然而，抗日热情最高、情绪最激昂的，还是驻扎在西北的东北军。对此，尼姆•韦尔斯在自己的作品中做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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