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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府这座中国的古都中，对政府的不满正在少帅张学良的军营里广为传播。东北军充满强烈的反日情绪，而他们却被调到这里围剿红军。这支军队已从1931年的25万人减少到目前的13万人，他们都是无家可归，思念故土，厌倦内战的。对于继续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南京政府极为反感，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情绪简直可以一触即发。这种情绪也渗入高级军官阶层。西安政局不稳，流言四起。据说张学良与蒋介石过去的交情很深，而现在的关系则非常紧张。少帅正在策划与红军联盟，组成一个在民族国防政府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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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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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烈的抗日运动没有发生在从北到南的各种事变中，而是表现在西安，表现在从东北流亡到这里的东北军中间，这并不奇怪，人们似乎觉得本该如此。当抗日运动在中国其他地区受到镇压的时候，在西安府，它却得到少帅张学良公开而积极的赞助，他这样做得到了士兵的支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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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满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侵略中国愈演愈烈，绥远告急，陕西则大有唇亡齿寒之感。此外，共产党所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深得人心。因此，从1936年初开始，西安掀起了一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继1936年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亡联合会以后，西安也仿照全国各地的统一战线组织的形式，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张学良也支持东北旅陕人士和东北军成立了“东北救亡会”。这些组织遂成为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6年9月18日，当“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西安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到10月下旬，统一战线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对此，西安的蒋系军政当局曾极力阻挠破坏，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公开站在爱国群众团体一边。张学良趁势推波助澜，给南京发出紧急电报，报告了西安的严重局势，要求蒋介石到西安来，向军心动摇的东北军军官们解释他的国防政策，向蒋介石施加压力。[21]东北军士兵的不满，是导致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少帅扣押蒋介石的一个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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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西安事变”的另一重要因素，来自于张学良政治主张的变化。为了理解少帅的政见，我们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他政治主张的发展和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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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张学良从其军阀父亲手里继承了对东北的统治权。当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他中国武装力量副总司令的称号以后，这一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确认。他深得民心，乐善好施，思想先进，却又吸毒成瘾。他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裁者，统治着东北3000万人民。他公开反日，急于实现把日本赶出中国，使东北成为一个现代化地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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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日本进攻沈阳时，少帅请示南京，蒋介石命令不予抵抗，避免与日军发生军事冲突，仰仗国际联盟裁决。[23]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劝告和南京的命令，结果他丢弃了自己的故土。更为懊丧的是：南京宣传有方，似乎不抵抗政策是他张学良的主意。从此，他在世人面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对此，少帅痛苦万分，心情复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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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日军进犯热河，给他打击更大。[25]于是，蒋介石约见张于保定，示意张学良辞职，暂去国外避风。张学良只得遵命，遂于1933年4月辞职出国。[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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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陪同下，周游欧洲列国。他对每个所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都做了详细的考察。其中意大利的改革和德国的生活方式使他印象极深。尤其是墨索里尼的“复兴”政策，使少帅感触更大。在那里，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交上了好朋友。他确信，他所看到的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优良的统治模式。在他给国内朋友的一封信中充分表露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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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之所以能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对其领袖的衷心支持，因此，他们才有充分的力量克服通往民族复兴之路上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则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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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少帅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收获不是发现了德国和意大利的复兴，而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恢复了身体健康。他在接任了父亲张作霖的军职以后，在戎马生活的间隙，染上了鸦片烟瘾。一个医生向他保证，可以通过注射吗啡戒掉这一恶习。当这个医生离开他的时候，烟瘾算是戒掉了，但他却又染上了吗啡瘾。[28]出国之前，张学良决心戒绝药瘾，但他毒嗜已深，戒除时痛苦不堪，最后，在亲朋好友的鼓励和规劝下，在医生的精心照顾下，他终于禁绝了这一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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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暂的国外旅行，使他的身体外观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人们一致认为，他再也不是过去的张学良了，不仅体重增加了20磅，而且看上去至少年轻了10岁。他一改过去那种面色苍白、两颊沉陷的瘾君子模样，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身强体壮的年轻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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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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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不见了，他变得更有耐心，更民主了，常常宽容地倾听着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见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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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共副总司令。在汉口重新接管了对东北军的指挥权，参加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反共战役。此时的张学良完全变了一个人，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充满朝气的日常生活方式。每天6点起床，坚持进行操练和每日的读书学习。他的食用一律从简，保持斯巴达式的简朴生活习惯。他还经常深入军营亲自接触军官士兵。[31]法西斯主义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开始拥护法西斯事业和蒋介石的独裁。他狂热地向蒋介石倡导法西斯主义，试图把蒋塑造成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式的中国的民族领袖。[32]当时，中央军中的黄埔系毕业生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同学会组织，[33]鼓吹“支持领袖运动”。这股风，实际上早在1932年就开始在南京兴起，它以“三民主义励行社”的组织形式出现。[34]张学良则开始组建四维学会，[35]他自己任副主席，请蒋介石亲任主席，大部分成员都是东北知识分子。在此期间，少帅是一个完全支持蒋介石的、最忠实的国民党员。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处境万分危急，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发难。收复失地，抗击日寇，这固然不错；但大敌当前，仅靠20万东北军等于杯水车薪，力难胜任，必须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为此，首先需要全国的稳定和统一，即消除内乱，剿灭共产党。舍此，抗日便无从谈起。所以，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是绝对正确的。同时，值此多事之秋，须有一个领袖来掌握中枢，裁定决策，举国上下一致，听命于中央，如此才能振兴国家，消除外侮，凭蒋委员长的资望和能力足以当此重任。所以，“我们为了拯救国家和危难，为了将来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只有拥护委员长，拥护并贯彻委员长的国策”。[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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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树起了从欧洲带回来的新标杆之后，张学良邀请了许多东北青年和知识分子到他司令部里任顾问和秘书等职，其中有高崇民、邹大鹏、应德田、栗又文、苗剑秋、马超俊、孙铭九等人。在这些青年随员之中，形成两股有影响的势力：一派是由东北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一小部分文职官员，他们掌握绝大部分中层职务；另一派完全由军官组成，他们都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这些青年军官一般思想左倾，其中的一些人是共产党。他们组成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团体，对少帅施加了巨大影响。[37]其中许多人纷纷向少帅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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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的天职是打日本。东北军必须为抗日而战，因为日本人已占领了我们的家园，日本人是我们这些人的敌人。我们在这里天天同共产党打内战，而日本侵略者却在一寸一寸地吞食着我们的国土，当我们和共产党作鹬蚌相争之时，日本人却在坐收渔人之利。然而，共产党也愿意联合所有的力量一致抗日。如果我们不与共产党联合，至少让我们停止内战，因为内战只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保存自己的实力，准备为光复我们失去的国土而与日本人决一死战。[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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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少帅一点儿也听不进这些话，他完全相信蒋介石的政策。直到1935年他才为形势所迫，改变了自己的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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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对张学良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在他的武汉司令部里，他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感到震惊。1935年签署的《何梅协定》导致了于学忠省长调离河北，他的五十一军也从河北撤出。于学忠是河北本地人，他是张学良的总参议，所以张学良把这一屈辱性的让步视为自己的耻辱。他开始怀疑蒋介石对日本人的忍让政策是否正确，同时，他也对政府交给他的任务产生了疑问。大约就是在这时候，他在汉口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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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部下已劝我接受了“不抵抗”政策，但是现在，我希望我们的领袖把我的责任由剿共改为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确信，我们在剿共战役中所做出的任何牺牲都是无谓的，莫不如把这些牺牲用到抗日战场上。[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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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不久，日本的威胁扩展到察哈尔来，宋哲元将军面对日本的压力，被迫辞职了。张学良非常气愤，在一次公开讲演中，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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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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