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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还镇压了上海日本棉纺厂的工人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是为了抗议日本进攻绥远而进行的。当青岛爆发一次爱国罢工时，日本派遣它的海军登陆，逮捕了罢工者，占领了这座城市。只是在蒋介石同意今后禁止青岛所有日本棉纺厂的罢工以后，日本海军才撤离青岛。[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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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件，对整个东北军，特别是对少帅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尤其是上海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使他极为愤恼。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他少帅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的纲领曾深深地感染了他。为此，少帅到洛阳单独见蒋，要求释放“七君子”。蒋断然拒绝，张学良愤然问蒋：委员长如此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这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也厉声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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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把镇压抗日运动视为中国正在投靠日本的一个前兆。恰好在这时，德、日反共协定于1936年11月25日正式签订，意大利非正式地加入。这件事进一步引起少帅的反感。[84]这时，意大利已经承认“满洲国”，作为对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的回报。[85]意大利和“满洲国”之间的关系，激怒了少帅，他曾经与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关系十分密切，听到这一消息后，少帅把齐亚诺和墨索里尼痛骂了一顿，发誓要消除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他在一次对其军官训练团学员的训话中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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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意味着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结束。[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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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对墨索里尼曾经崇拜过，和齐亚诺友好过，但这都是个人之间的事情，当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张学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个人的崇拜与友情。图为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左）、外交部长齐亚诺（中）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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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政治主张的上述变化，影响到他对蒋介石的态度，成为导致他日后扣押蒋介石的另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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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远因以外，还有一系列导致“西安事变”的直接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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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蒋介石和宋子文抵达浙江。蒋介石在那里召集了数省的军事要人，举行一个国务会议。与会者包括山东的韩复榘将军、山西的徐永昌将军、甘肃的于学忠将军、陕西的杨虎城将军，以及河北的宋哲元将军的代表。[87]这次会议是在蒋介石10月21日西安之行前的一个星期举行的。蒋介石意识到西安潜伏着的危机有可能爆发，于是把自己西安之行的计划透露给杨虎城将军，暗示杨应为他的西安之行做好一切必需的防务准备。[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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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蒋介石抵达西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的士气。因此，他决定要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军官们作一次训话。直到此时，张学良也未告诉蒋介石他与共产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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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蒋介石感受到东北军和西北军官兵上下的情绪，[89]张学良和杨虎城召见了东北军和西北军正在王曲军官训练团接受训练的所有中级军官，为蒋介石的到来做了布置。在那次训话中，许多军官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他们对蒋介石所表达的意见可以概括为：我们只拥护愿意联合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领袖。他们明确表示要停止内战，保存国家的实力。有些人还要求平等待遇，要求对东北军的装备给养应与中央军一样，要求对在与红军作战中的死难将士的家属发给抚恤金。一位军官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痛切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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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长先剿共后抗日的政策绝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敌人不等你完成内部绥靖，便又会发动新的略侵。[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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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蒋介石对此全然不理，仍大谈其继续内战的决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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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革命军人首先要明礼达义，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颠倒，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要予以坚决制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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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猛烈抨击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称抗日需要首先镇压共产党，那些不愿意剿共的人与不愿意抗日的人毫无差别；共产党是更大的敌人。蒋介石的这些话，对少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据说张学良悲愤欲绝，当场就流下了眼泪。[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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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离开训练团之后，少帅的一个顾问苗剑秋对全体训练团学员又作了一番讲话。在谈到蒋介石训话的问题时，他使用了迄今为止最有煽动性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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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要我们不去抗日，不去收复东北，要我们做亡国奴，为他们打内战，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现在，我们东北被占领了，我们东北人变成了无省无家之人，可是我们所有的东北军军官们竟然如此怯懦，难道我们连一个能比得上日本“二•二六”事件中的英雄的人也没有吗？[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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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苗剑秋这是在煽动人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杀死委员长。[94]苗剑秋后来与少帅进行了一次秘密会谈，他劝张学良莫失良机，为了抗日，为了停止内战，为了建立统一战线，扣押蒋介石，“我们不是建立人民阵线，也不是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战线”。在这次秘密会谈中，苗剑秋问张学良是否真心支持蒋介石。张学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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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能力做中国的领袖，我的力量还未强大到那种程度。我也不想做领袖，我不能这样自私。我认为我能够使蒋介石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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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讲话激起学员们的强烈不满，遭到苗剑秋等人的起哄。图为苗剑秋（右一）和东北军年轻军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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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剑秋建议，我们必须在西安组织一次反日运动。张学良不想酿成事变，但他同意可以在军队的保护下，进行一次向蒋介石请愿的游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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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苗剑秋写信给张学良，再次提出扣押蒋介石的问题。[96]张学良立即命令苗剑秋离开西安。于是，苗前往北平，直到1936年12月28日，才与詹姆斯•贝特兰一起回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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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觉察到，东北军已明显不可靠，他开始计划把他们调到福建去，调进他所信任的中央军。胡宗南将军和他的第一军已接到命令，开往甘肃去进攻红军。[97]成吨的弹药运抵西安，蒋介石计划调集30万军队，配备100架军用飞机，据说将要对共产党施放毒气。这些军事行动不仅是镇压共产党的手段，而且各界人士普遍认为，这也是对军心涣散的东北军的一种惩戒性措施，是对张学良的一个警告。[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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