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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负责外交事务的莫洛托夫、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和苏联元帅伏洛希洛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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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晚上，莫斯科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电报，经上海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之手，转到保安。[60]莫斯科的电文集中阐述了三点意见：（1）“西安事变”是一个由日本人、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其目的是要在中国制造混乱和内战；（2）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全国统一战线，张学良绝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领袖，而蒋介石可能是唯一有资格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的人选；（3）中国共产党应该尽其最大努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并利用各种机会与之接近。[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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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这份电报是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由于保安地处一隅，中国共产党一直与世隔绝，不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消息，所以这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简直是“晴天霹雳”！[62]把共产党搞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强烈反对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在他的窑洞里来回踱步，百思不得其解。“西安事变”明明是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果，怎么能把它叫做“日本人的阴谋”呢？[63]正如周恩来对王炳南所说的那样，[64]共产党领袖们为了决定自己的行动方案，已有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在我们整个一生中，这是最难做出的决定。[65]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很清楚，如果他们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他们就得不到苏联的任何援助；而如果他们按照莫斯科的三点意见行事，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的联盟就有可能立即破裂。即使他们避免了分裂，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之后所采取的报复行为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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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行会议，研究所要采取的具体方案，最后决定把莫斯科的电报转达给已在西安的周恩来，要他向张学良通报莫斯科的指示。[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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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2月19日，中共中央才为如何应付这一重要事件制定出一个明确的方针。人们一致认为，这一方针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它主要集中了在保安的毛泽东、张国焘、张闻天和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的想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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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共产党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意义，指出：“双十二”扣蒋这一事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实力派中的一部分人，不满南京政府的亲日政策，要求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结果。因此，发动这次事件的动机是要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这一事件扣押了南京政府的最高领导及其主要将领，因此多少属于军事阴谋的方式，以致把南京和西安置于相互敌对的地位，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危险。故此次事变又有妨碍全国抗日力量团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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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景做了两种推断：其一，由于这一变故，大规模内战全面爆发，使南京大部分中间力量走向亲日派一边，从而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民族抗战的爆发，给日本人的侵略提供方便。这正是德、日、意法西斯侵略战线，尤其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朝思暮想的局面。其二，由于这一变故，使南京政府停止剿共，从而促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早日到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发展。这是国际和平力量，特别是正在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中国人民所衷心期待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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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共中央指明实现第二种前景的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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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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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反对亲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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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情西安事件，给张、杨以军事上、政治上的实际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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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与张、杨联合起来，准备抵抗南京的“讨伐”，以防御战促其反省，制止内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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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共中央的这一指导方针中，不难看出莫斯科电报指示的痕迹。但是，中共与莫斯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但他们也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的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污蔑和攻击。这一指导方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共领袖们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结果，他们从总体意义上遵循了莫斯科的指示精神，但在具体问题上，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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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向南京和西安的双方领导人发表一项声明，它开篇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爱国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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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公首列，其主张是立即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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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共产党领袖对双方提出四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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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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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南京立即召开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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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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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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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在结尾部分，敦促南京诸公在避免国家混乱的基础上决定国家政策，共赴国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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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整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起草这份宣言。宣言之所以耽搁了这么久才发表，人们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先是等待莫斯科的指示，它为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然后等待周恩来代表团的报告。正如吴天威教授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与他们即将被卷入的极为复杂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71]所以，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谨慎处理各种微妙的关系。对于莫斯科的指示，他们既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盲目地照搬套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智慧，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接受其合理部分，抛弃其荒谬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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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建立在他们的长期指导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之上。自1936年夏以来，“统一战线”政策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变为“拥蒋抗日”。事实上，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不久，19位中共领导人就已写下一封长信直接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以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信，单是蒋介石一个人就有权力和威望停止内战，领导全国进行抗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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