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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逃窜到西北以后，其处境已如江河日下，最后覆亡，指日可待。不料绥远战争突发，继之以西安事变……所幸蒋介石同志安然返回……但是我们不能让多年来的剿共努力在最后一刻付之东流，消灭共产党是急待解决的紧迫问题。[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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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非无人支持，这种支持来自于国民党内左、右两翼势力的领袖们，包括孙中山夫人、孙中山的哲嗣孙科、冯玉祥将军以及梁寒操。[66]1937年2月18日，由孙夫人领头签名的一份联合提案提交给全会，要求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提案指出：1924年对国民党的改组包括孙中山首创的这三大政策，曾对国民党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幸的是，由于1927年“统一战线”内部的倾轧，国共合作破裂了，此后三大政策便被全然废弃。该提案强调：国民党应该与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因为中国共产党也愿意放弃危害国民党统治的活动，支持国家统一、一致抗日的方针。此外，孙夫人为了敦促国民党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一步强调要实行民生主义，结束训政时期，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允许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政治犯。所有这些必将“实现本党已故领袖的遗愿，创造出一个民主的政府”。[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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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孙夫人说：要救亡图存，就必须停止一切内战，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可是，某些政府要员却毫不省悟，对此她表示遗憾。她说：“今天居然还有人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陈词滥调，真是荒唐已极。”[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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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夫人提出的议案得到通过，但禁止公开发表。[69]以李宗仁为首的势力雄厚的桂系集团赞同孙夫人的意见，正式提出一项议案，要求言论和出版自由，保卫爱国运动，解放民众，支持救亡运动。李宗仁的议案被搁置起来。此外，杨虎城和于学忠提出了西安八项主张的提案，亦没有得到通过。[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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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蒋介石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他生动地描述了如何抵制叛乱者的要求，拒绝签署任何保证的情景。他还讲述了如何劝说叛乱者接受他自己的观点，他们看了他的日记后如何感动得声泪俱下等。最后，他提议全会讨论西安叛乱者的要求。借此机会，蒋介石提交了自己的第三次辞呈，和前两次一样，他的辞呈被“一致驳回”。[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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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代表审议了“西安事变”，决定授权蒋介石全权处理西安问题的善后事宜。2月21日，三中全会通过了“根绝赤祸决议案”，其中包括下列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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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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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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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帜志的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各国人民生活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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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而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折，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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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安兵变者和共产党人一再恳求的召开国民大会一事，全会决定：将于1937年11月12日召开“国大”，以制定和批准宪法。[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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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基本上是以汪精卫为首的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对日政策，宣言重申了前一年7月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尽可能采取和平谈判的途径。但是，不能容忍对领土和主权的侵犯，不能签署任何侵犯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条约。宣言宣称，政府愿意继续努力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改善中日关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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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政方面，宣言强调了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国内统一的成就，宣称这是本党的基本原则。这次全会在处理共产党问题方面给了特别考虑，宣言谴责了自1927年以来共产党军队的恐怖活动，“正因如此，国防力量受到削弱，否则，国家可以拥有充分的力量来抗击外来侵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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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没有直接响应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然而，就在全会休会的当天，2月23日，蒋介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问答中涉及了共产党最近的几点要求，蒋介石论述了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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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论自由。但有三点例外，即宣传赤化，泄露军事、外交机密和颠倒是非、捏造谣言。蒋强调，言论自由过去一贯是、而且将来仍然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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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中人才。中央政府将竭尽全力，广揽人才，尤其是知识分子，吸收他们参加政府，建设国家。但是不能实行共产党所鼓吹的方式，以及所谓“人民阵线”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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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赦免政治犯。目前，所谓政治犯只是反对国家，破坏社会的共产党和反动分子。如果他们确有悔改之意，可以担保释放。但是予以宽免的范围只限于确有悔过自新诚意的人，不可能对政治犯进行不加区别、普遍一概的赦免，因为这样做将有违于国家的法纪，有害于社会的安定。[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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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蒋介石这一公开声明而言，他和汪精卫一样，在有关共产党问题上，保持强硬的立场，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打算满足西安叛变者的要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他确实暂时停止了内战；撤销了剿共司令部；受日本教育的张群被免除了外交部长的职务，代之以王宠惠，一个受英国教育的法学家，他也是国民党政客中亲英美派的领袖，这些亲英美派是很受西安领导人欢迎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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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还派孔祥熙和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了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蒋还要求孔祥熙的助手翁文灏和何林在参加典礼之前，邀请各界人士在庐山召开一个国是会议，讨论国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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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4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杭州；6月又邀请周到牯岭与国民党领导人举行谈判，蒋介石本人、蒋夫人和宋子文等都参加了谈判。[78]南京的代表团也访问了共产党的苏区。国共之间的谈判是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期间公开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的。[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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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方面实现了在致国民党全会的电文中所承担的诺言，停止没收地主的财产，不做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以及试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等活动，苏维埃也将准备改名为特区政府，红军也申请编入国民革命军，它所辖的各个师也将按照国民政府武装力量的编制，进行统一编号。南京并未派指挥官到共产党的队伍中，他们仍由自己的军官指挥，但要按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行事，而该委员会的委员长就是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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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方面，局势也开始明朗化了。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有了长足发展，停止了一切剿共战争，实现了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国家化，包括由中央财政部提供军费和津贴。[80]1937年6月，周恩来在延安向T.A.比森总结了谈判所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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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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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已经取得，我们之间再也没有战争了，我们可以有机会来为抗日战争做充分的准备了。至于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一目标现在只是刚刚开始实现，这要比进行抗日运动更为困难，但它总算在民众中间和南京政府内部开始发展起来，虽然步伐非常缓慢。我们必须要把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和民主看做是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而不是像黄包车的两个轮子那样，二者并立。这就是说：进行抗日战争的准备要走在前面，而民主运动紧随其后，后者可以推动前者向前移动。两个轮子一起运行，但是抗日运动处于领先地位。[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