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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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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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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如果我的疑心属实的话,她还是双层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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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医生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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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医生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医生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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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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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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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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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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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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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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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妻子。这不是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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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还不是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那时我还不是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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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成了第四名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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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精装典藏版) 十一、大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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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有个前伪满军的旅长给我说过一件事。太平洋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冬天,他在关东军的指挥下,率伪满军前去袭击“抗联”部队。他的队伍在森林里扑了一个空,只捉到了一个藏在地下小屋的生病的抗联战士。这个人衣服破烂,头发胡子挺长,提到他跟前审问的时候,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似的。他看这俘虏的这种外貌,不禁嘲弄地说:“看你们苦成这副模样,还有什么干头!你知道不知道,大日本皇军把新加坡、香港都占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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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突然笑起来。这位“满洲国”少将拍着桌子制止道:“笑什么?你知道你这是受审判吗?”那战士对他的威风的回答,叫他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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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审判谁?你们的末日不远了,要不了多长时候,你们这群人,都要受人民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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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情形,别的伪满军官也有遇到过的。在一九四二年以前,也就是日本的败象还没有暴露以前,正是张牙舞爪、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都无法明白,武器简陋的抗联士兵,何以那么充满了信心,在死刑判决面前,竟然宣布审判者末日将至。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类故事,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件事:伪满的小学生在唱“国歌”时,竟普遍地敢于对“满洲国”进行嘲笑,把“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的歌词(这是郑孝胥的作品)唱成了“天地间,有了大馒头,大馒头,谁拿去喂了狗……”我从“福贵人”口中听到过不少这类故事。我只知道东北人民仇恨日寇汉奸,但不能理解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何以那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强大的统治者会必败无疑。确实,很久以来我就把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看得强大无比,不可动摇。在我心里,勉强能放在日本统治者对比地位的只有清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至于“老百姓”,是没有地位的,或者说,是更软弱无力、无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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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谁强大无比,又是谁软弱无力?其实这个问题早有无数的事实告诉过我,但是我极不敏感,一直到从吉冈嘴里给我透露了出来,才开始模模糊糊知道了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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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关东军安排我外出“巡幸”(一年有一次),去的地点是延吉朝鲜族的地区。我的专车到达那里,大批的日本宪兵和多至六个团的伪军,把那里层层围住了。我问吉冈这是为什么,他说是“防土匪”。“防土匪何用这么多的兵力?”“这土匪可不是从前那种土匪,这是共产军啊!”“怎么满洲国也有共产军?共产军不是在中华民国吗?”“有的,有的,小小的有的……”吉冈含含混混回答着,转移了话题。我再不懂数学,也能发现了这个比例:小小的共产军,却要大量的宪兵和军队去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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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次,关东军参谋在例行的军事形势报告之外,特地专门地向我报告了一次“剿匪”胜利,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找到了抗联的领袖之一杨靖宇将军的尸体。他兴高采烈地说,杨将军之死,消除了“满洲国的一个大患”。我一听“大患”二字,忙问他:“土匪有多少?”他也是这么说:“小小的,小小的有。”那时我还不知道“满洲国的大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也没明白“患”之所以大,这也是吉冈后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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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一九四二年前后,华北和华中的日本军队发动了“大扫荡”,到处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在南洋的日军也正横行无忌,“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来到东北向我吹过自己的战绩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吉冈和我谈到日军对华北“共产军”的种种战术,如“铁壁合围”“梳篦扫荡”,等等;说这给“大日本皇军战史上,增添了无数资料”。我听他说得天花乱坠,也凑趣说:“共产军小小的,何犯上用这许多新奇战术?”不料这话引起了他的嘲弄:“皇帝陛下倘若有实战体验,必不会说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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