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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曾国潢在家信中说，这一年家中一年收入已达五百两。不但负债全部还清，还频频买地。所费之多，甚至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他在当年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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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买竹山湾，又买庙堂上，银钱一空，似非所宜，以后望家中毋买田，须略积钱，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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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状况改善如此迅速，除了曾国藩寄回家中的六百两外，更关键的，则是由于他的弟弟曾国潢“生财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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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潢是曾国藩的大弟，他虽读书缺乏天分，但性格外向，爱出头，好揽事。操持家事，强于木讷笨拙的曾麟书。所以曾国藩劝他放弃入仕之念，专心管理家族事务，上以侍奉老人，下以照顾其他三个弟弟读书，这是曾国藩通盘考虑后所做的安排。曾国藩道光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写信嘱咐四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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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看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娇恣不法，四弟之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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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主持家务，则处处离不开钱。曾国潢在家信中曾自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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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捐官之说，是个门头，兄可不必究竟。至若想发财，则是平生愿力。〔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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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绅士发财的主要途径就是调节纠纷，打点官府。读过《曾国藩家书》的人，一般都会对曾国藩批评其弟曾国潢干预公事的内容印象深刻。曾国藩做京官期间自顾不暇，曾国潢大肆包揽词讼，成了“武断乡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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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曾国潢在给曾国藩的家书中谈到他替别人到广东要账的事，这件事曾国藩一开始曾认为根本办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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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为朱家事，兄则说“无济”，而弟归后，朱所留之人，又执银票收到五百。此会经弟手者，算有千八九百，下少二千五百，将来或亦可望。若不是弟为他弄到，毫厘皆票矣。〔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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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别人前后要到了近两千两银子，曾国潢会获得多少收入呢？接下来的信中透露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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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要他谢三百银，庚子年之借字除一百，实谢二百两，退借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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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大约是要回账款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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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一方面夸奖他办事的才能，另一方面又提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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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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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国藩“三不”的要求，曾国潢是这样回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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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信，不自是者，老兄或可稍不挂念。惟不贪财一语，有点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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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详述为某人办事的经过：某人自道光十七年起，“所有粮票，皆未到手”。以前的银票，“即公道扯算，一概也须钱几十千”。“至弟手，则以四千了事，又为之将新饷完清，总之便宜又便宜”。那人一共谢了他七十千文，除去办事花销，一共收入了四十千，约合二十六两七钱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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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九年闰四月二十六日的家信中，他又这样讲自己如何替人逃避国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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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青六家，正饷南漕，共十三年未完。（每年正银五两，四年未完。一年五升米，九年未完。）又一个钱办不出。从去年起，叩托弟数十次……拜托四老爷开恩。……弟昨一概与之办清，共清出油串五十二张，止去钱一十四千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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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之态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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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四老爷”朋友多，能办事，所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甚至有人请他入干股。十一月二十日信中说：朱岗轩“信死了曾四老爷”。“前四月在他（朱某）家吃酒，……求弟合伙开当铺。”“昨夜又遣其脉侄婿刘四来，送官燕七个，丽参四支，猪肘，羊肘，咸鱼各十余斤，糖十封，鸡一只，总是求弟合伙。其合伙也，不要弟出一文本赀，万一要赔，不干弟事。”如此好事，只有一个条件：“每年新正请官与绅衿酒，则须弟到，或者经衙门之事，须弟去，余则全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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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四老爷如此能办事，自然繁忙得很。他这样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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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近日之“曾四太爷”，神通亦颇不细，一到家中则蓝缕已极。尧师每来，常呼为“老长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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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曾国潢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吃得开，完全是因为曾国藩这个靠山的作用。特别是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跻身卿贰”，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后又于二十九年实授礼部右侍郎之后，曾家在地方上影响力更是迅速增长。曾国潢在家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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