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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此时期，虽然诗歌创作极少，但文章创作颇多。统观曾公《文集》，属于此时期的作品，共有三十余篇，占全《文集》总篇数的四分之一有余。不仅文章数量可观，而且就创作水准而言，亦值得称道，当中包括很多重要作品。如《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湘乡昭忠祠记》《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等被王先谦评为“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的文章，皆创作于此时期。其他如《罗忠节公神道碑铭》《苗君先麓墓志铭》《李忠武公神道碑铭》《李勇毅公神道碑铭》《唐确慎公墓志铭》，以及《大界墓表》《台州墓表》《湖南文征序》《江宁府学记》等不仅被旧时文人所津津乐道，而且至今依旧可用于研究曾公思想及当时情况的作品，无一不是出自此时。总而言之，曾公此时期的古文创作成果，足以令其本人引以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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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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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此时期的经济生活，曾公亦曾述及。如云：“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牍书无手钞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家训》卷下——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又云：“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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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公此时期的经济状况，虽然不似此前左支右绌的困窘，但亦不敢任意挥霍。其中尤为可贵的一点，是曾公自带兵以来，决不私吞军饷一丝一毫。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廉洁奉公，正是俭可养廉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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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崇尚节俭，而且能够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关于此，其小女儿曾纪芬所作《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有详细记载，现摘录二三段，如下：“忆入金陵督署时，尚未终靖毅公丧，所着为蓝呢夹袄及长嫂贺夫人所遗黄绸袴，缀青花边。文正见而斥以为侈，乃亟取三姊之绿袴易之。此袴亦贺夫人遗物，盖嫂以遗姑，姑又互相袭用也。”（同治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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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竹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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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正手谕嫁女奁赀，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姊时，犹恪遵成法。忠襄公闻而异之，曰：‘乌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嗟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同治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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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阅读以上文字，我们对曾公节俭的生活作风，应当已能有大概了解。此外，杨公达所编纂的《曾国藩轶事》中，亦有关于曾公节衣缩食之事的记述，且语言风趣，令人莞尔，所以特地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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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秉性节俭，平时不衣帛，当三十初度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新年一着之。其衣藏之三十年，犹如新也。公尝戏谓人曰：‘古谚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君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倩者乎？’闻者传为笑谈云。”此为曾公“节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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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只菜一品，因呼之为‘一品宰相’云。”此为曾公“缩食”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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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位至将相，却为何能够如此恪守节俭的生活作风？难道是缘于出身贫寒之家，饱尝生活艰辛，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半丝半缕物力维艰”？《曾国藩轶事》中有一则“治家勤俭之美谈”，对此曾有提及。如：“公治家一以勤俭为主，尝手书一联，悬之厅上，其文曰：‘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其教子弟也，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必读之书。大抵治家勤俭之法，无一非取法乎《朱子格言》也。”由此可见，曾公崇尚节俭，自有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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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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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生活克勤克俭，多半得益于读书求知，此方面从其晚年时期的自我教育中可有所了解。曾公在《日记》中写道：“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辛未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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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记载：“二十三日，公病肝风动，右足麻木，良久乃复。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一日不能闲也。”（《年谱》卷十二——同治十一年壬申，曾公六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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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治学，愈老愈勤奋，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将《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为条类，别而录之。庶几取象于天文地理，取象于身于物者，一目了然。少壮不学，老年始为此蹇浅之举，抑何陋也！”（辛未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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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前曾以四语自儆：曰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近日又添四语：曰内讼以去恶；曰日新以希文；曰宏奖以育才；曰贞胜以蒙难。与前此四语互相表里，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实践一二否？”（辛未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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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愈老愈热爱做学问，所以曾公的《日记》，自咸丰八年六月起，至生命终结之日止，从未间断。黎庶昌云：“公之在军中也，公牍私函，皆亲治之，不以假人。晚年多令幕友拟稿，公自核改而已。右目失明后，其最要者，犹不假人也。是月作《刘忠壮公墓志》，属草稿三百余字，遂成绝笔。其《日记》自咸丰八年六月起，至于易箦之日，犹书前一日日记，未尝间也。”（《年谱》卷十二——同治十一年壬申正月，曾公六十二岁）临终之时仍不忘写日记，其专心治学、勤于反省的精神，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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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的生活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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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所述，曾公此时期的生活特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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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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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期，曾公虽然剿捻失败，但关于驻兵四镇、扼守两河的策略，则十分值得称道。至于关心百姓疾苦，严肃军队纪律，不仅搜捕蒙城、亳州的匪徒以铲尽捻军的根基，亦审理湖团大案以阻挡捻军对平民的勾引，均直接或间接给予捻军以沉重打击。最后捻军得以平定，其中确实有曾公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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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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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担任直隶总督时，工作重心首先为训练士兵、整顿吏治，其次则为水利工程。此外，曾公曾作《劝学篇》，以训示直隶的读书人，此文现在仍存于曾公的《杂著》当中。由此可见，曾公对教育、民生、军事等，均十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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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办理天津教案一事，虽然态度稍显软弱，但结合当时国家实力，似乎确实不宜再对外国发起挑衅。不然，以曾公誓死捍卫正义的品性，怎会不顺应民情，反而还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以致事后对此耿耿于怀，直至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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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曾公所言“此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可知曾公绝非崇洋媚外之徒。同时，曾公设立军械所，制造轮船，购买机器，派遣留学生，说明曾公亦非顽固守旧派。只可惜当时国家闭塞，人们大多不了解西方文明，即使如曾公、李鸿章等略具远见卓识之人，亦只知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已。当然，此为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当时人们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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