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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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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通过勤读圣贤书、多听师友言,而让自身学识大有提高,更从丰富的人生经验当中汲取养分。曾公的《杂著》中有十二篇笔记,其中一篇名为“忠勤”,文中写道:“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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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不愧为来自人生经验的良言。其他如“兵气”“勉强”“才用”各篇,皆亦如此。可以说,曾公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基本来自典籍,而其政治思想、军事学识则多来自丰富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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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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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厚的学识,不仅得益于丰富的人生经验,亦与其善于思考有密切关系。曾公致信于其弟,云:“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火猛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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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悟的结果究竟如何,可以在其《日记》《家书》《书札》及《杂著》中找到答案。在此摘录曾公《日记》一则,以见一斑。“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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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思想渊源,大致不外乎“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见《杂著》卷三——《劝诫绅士四条》中)。“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见《(杂著》卷三——《劝诫委员四条》)此为曾公对他人的教导,亦是对自身思想渊源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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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提升学识的方法,与《墨经》中所言颇为相似。《墨经》云:“知:闻、说,亲。”《经说》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梁启超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的知识,用甚么方法得来呢?《墨经》说有三种方法:第一是‘闻知’,从传授得来;第二是‘说知’,从推论得来;第三是‘亲知’,从经验得来。”(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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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说知与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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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当中,得益于典籍,即是“闻知”;来自对他人的请教者,亦是“闻知”;来源于自身经验,自然属于“亲知”;通过自悟而得,则为“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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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云:“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这两种都是纯靠自力得来的知识。闻知是其他听受记诵之学,是借助他力得来的知识。”(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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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与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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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的思想中,得益于钻研典籍与请教他人的部分,属于“借助他山”,即借用外界力量;得益于自身经验与自悟的部分,属于“自我作古”,即来源于自身努力。至此,我们应当已对曾公的思想渊源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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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章 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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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与时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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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因为“一切思想,原于疑难及烦乱”(见刘伯明所译的杜威《思维术》),而时间与地点不同,所产生的疑难与烦乱就不同,从而由疑难与烦乱所引发的思想亦不同。科学家的鼻祖、英国人弗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认为产生错误思想的原因,共有四种:一为种族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Tribe),根植于同一种族所共有的人性;二为岩穴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Cave),缘于个人的特性;三为市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Forum),来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四为剧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Theater),来自一时的风潮或传统观念。根植于种族共性与个人特性的思想,在此不做详细论述,而来自社会交际与一时风潮的思想,则必定与时间、空间有关。所以说,思想与时空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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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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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思想的渊源,前文已有论述。而纵观其思想演进的全过程,其中存在几次转变,且每次转变都与时间、空间有密切关系。对此,前人已有简要概括。如《水窗春呓》云:“文正一生每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余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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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除书法一项属于技能范畴,而与思想的关系较小之外,其余均与思想有关。至于最能表现思想受时空影响的一句,莫过于“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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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生转变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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