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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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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通过勤读圣贤书、多听师友言，而让自身学识大有提高，更从丰富的人生经验当中汲取养分。曾公的《杂著》中有十二篇笔记，其中一篇名为“忠勤”，文中写道：“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飙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间。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欲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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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不愧为来自人生经验的良言。其他如“兵气”“勉强”“才用”各篇，皆亦如此。可以说，曾公的伦理思想、哲学思想基本来自典籍，而其政治思想、军事学识则多来自丰富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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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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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深厚的学识，不仅得益于丰富的人生经验，亦与其善于思考有密切关系。曾公致信于其弟，云：“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火猛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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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悟的结果究竟如何，可以在其《日记》《家书》《书札》及《杂著》中找到答案。在此摘录曾公《日记》一则，以见一斑。“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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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思想渊源，大致不外乎“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见《杂著》卷三——《劝诫绅士四条》中）。“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见《（杂著》卷三——《劝诫委员四条》）此为曾公对他人的教导，亦是对自身思想渊源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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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提升学识的方法，与《墨经》中所言颇为相似。《墨经》云：“知：闻、说，亲。”《经说》解释为：“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梁启超先生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的知识，用甚么方法得来呢？《墨经》说有三种方法：第一是‘闻知’，从传授得来；第二是‘说知’，从推论得来；第三是‘亲知’，从经验得来。”（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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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说知与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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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当中，得益于典籍，即是“闻知”；来自对他人的请教者，亦是“闻知”；来源于自身经验，自然属于“亲知”；通过自悟而得，则为“说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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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又云：“亲知是归纳的论理学，说知是演绎的论理学，这两种都是纯靠自力得来的知识。闻知是其他听受记诵之学，是借助他力得来的知识。”（见《墨子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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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与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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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曾公的思想中，得益于钻研典籍与请教他人的部分，属于“借助他山”，即借用外界力量；得益于自身经验与自悟的部分，属于“自我作古”，即来源于自身努力。至此，我们应当已对曾公的思想渊源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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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章 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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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与时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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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因时因地而不断变化。因为“一切思想，原于疑难及烦乱”（见刘伯明所译的杜威《思维术》），而时间与地点不同，所产生的疑难与烦乱就不同，从而由疑难与烦乱所引发的思想亦不同。科学家的鼻祖、英国人弗兰息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认为产生错误思想的原因，共有四种：一为种族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Tribe），根植于同一种族所共有的人性；二为岩穴的傀儡（The Idols of the Cave），缘于个人的特性；三为市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Forum），来自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四为剧场的傀儡（The Idole of the Theater），来自一时的风潮或传统观念。根植于种族共性与个人特性的思想，在此不做详细论述，而来自社会交际与一时风潮的思想，则必定与时间、空间有关。所以说，思想与时空之间关系甚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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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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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思想的渊源，前文已有论述。而纵观其思想演进的全过程，其中存在几次转变，且每次转变都与时间、空间有密切关系。对此，前人已有简要概括。如《水窗春呓》云：“文正一生每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余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文正尝言：‘吾学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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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除书法一项属于技能范畴，而与思想的关系较小之外，其余均与思想有关。至于最能表现思想受时空影响的一句，莫过于“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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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生转变的各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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