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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时俗亦有未易变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妇，聘飨亦及夫人，该以在宫雍雍，斯在庙肃肃；妃匹有笃恭之德，乃足以奉神灵而理万化。所谓‘有《关雎》《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阳侯杀缪侯，而大飨废夫人之礼。后世若以主妇承祭，则惊世骇俗，讥为异域。然全行变革，则又与《采蘩》《采蘋》诸诗之精义相悖。古之宫室与后世异，议礼之家，必欲强后代之礼节，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载品官礼，几与仪礼悉合，不知曰东房西牖，曰屋内户东，曰坫，明世已无此宫室也。然稍师仪礼之法，则堂庭浅狭，必有龃龉而难行者。诚得好学深思之士，不泯古制，亦不轻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简，将必犁然有当于人心。国藩于昏、丧、祭三礼，亦颇思损益涑水《书仪》、紫阳《家礼》，纂订一书，为宗族乡党行习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礼俗之中，卒未能从容为之，斯亦自沮而不达之一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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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山居静笃，将为礼经发微及或问等书，何不先取此三礼撰著鸿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倘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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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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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学方面，曾公最为推崇《资治通鉴》一书，认为《资治通鉴》乃是除“六经”之外的又一经典之作。比如在致罗少村的信中，云：“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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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史记》，曾公亦有自己的见解，具体可参看《求阙斋读书录》卷三与卷四。《史记》是司马迁怀有个人目的的著述，所以书中多处借题发挥，以抒发心中郁愤。曾公云：“太史传庄子曰：‘大抵率寓言也。’余读《史记》，亦大抵率寓言也。列传首伯夷，一以寓天道福善之不足据，一以寓不得圣人以为师，非自著书，则将无所托以垂于不朽。次管、晏传，伤己不得鲍叔者为之知己，又不得如晏子者为之荐达。此外，如子胥之愤，屈、贾之枉，皆借以自鸣其郁耳，非以此为古来伟人计功簿也。班固《人表》失其指矣。”（《读书录》卷二）曾公此言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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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史贵在能将客观事实记录下来，以流传后人。然而，《史记》作为史书中的名著，其所记事实，很多并无充足根据。对此曾公亦曾谈及，如：“《史记》叙韩信破魏豹，以木罂渡军；其破龙且，以囊沙壅水：窃尝疑之。魏以大将柏直当韩信，以骑将冯敬当灌婴，以步将项它当曹参，则两军之数，殆亦各不下万人。木罂之所渡几何？至多不过二三百人，岂足以制胜乎？沙囊壅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自非兴工严塞，断不能筑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绝。如其宽河盛涨，则塞之固难，决之亦复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决，则决后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叙兵事莫善于《史记》，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味从事耳！”（《日记》——辛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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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此不正是曾公在自陈其思想的渊源吗？除此以外，曾公在提及对史书不可一概相信的见解时，亦透露出其思想的另一渊源——对经验的总结。曾公回复尹杏农的信函时，云：“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而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儒者纪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滩，国藩颇疑其并无其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故断不能顷刻而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决之亦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书札》卷二十九）此言当中，虽然不乏推理成分，但显然是以自身实际经验作为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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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语言典雅，缘于班固对古文词句的热爱。此原因，从曾公对《汉书》阅读方法的阐述中即可得知。曾公曾告诉其子曾纪泽：“看《汉书》有两种难处：必先通于小学训诂之书，而后能识其假借奇字；必先习于古文辞章之学，而后能读其奇篇奥句。尔于小学、古文两者皆未能入门，则《汉书》中不能识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学，须略看段氏《说文》《经籍纂诂》二书，王怀祖先生（名念孙，高邮州人）有《读书杂志》，中于《汉书》之训诂极为精博，为魏晋以来释《汉书》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须略看《文选》及《姚姬传》之《古文辞类纂》二书。班孟坚最好文章，故于贾谊、董仲舒、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杨雄、刘向、匡衡、谷永诸传，皆全录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之疏，以及贡禹之章、陈汤之奏狱，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如贾生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陈涉传》《食货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传，复载于《匈奴传》《王贡传》等篇。极之，《充国赞》《酒箴》，亦皆录入各传。盖孟坚于典雅瑰玮之文，无一字不甄采。尔将十二帝纪阅毕后，且先读列传。凡文之为昭明暨姚氏所选者，则细心读之；即不为二家所选，则另行标识之。若小学、古文二端，略得途径，其于读《汉书》之道，思过半矣。”（《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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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所述，曾公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艺术、家政学、卫生学等方面，均能有自己的见解，我们将留到以后再做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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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生平三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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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所致力研究的学问，正如梁启超先生所云，“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偏重于“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究其原因，固然是受当时学术背景及学术风气的影响，但曾公在天文算术方面资质不足，而不能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亦是一重要因素。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天文算术乃是开启自然界宝藏的钥匙，既然不懂天文算术，则自然无法获取自然界的宝藏。曾公在对“生平三耻”的自述中，曾提及于天文算数方面的欠缺。如：“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书于弋阳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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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髓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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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范畴，就整体轮廓而言，大致如上所述。至于思想的精髓，曾公所作的《圣哲画像记》中有非常精炼的自述。另外，曾公在谈及一生爱读的书籍时，很能展现其思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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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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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于咸丰九年，当时曾公已四十九岁。至于作《圣哲画像记》的原因，可见于《年谱》及《家书》当中，且前文在对曾公的中年生活进行评述时，已有提及；现在仅就《圣哲画像记》中所述，作简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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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作《圣哲画像记》，是有感于世间书籍浩繁，一人凭一生精力，绝对难以读完，于是决定择取古今圣贤若干人，画其遗像，记述其生平、学问、德行，便于后人学习历代文化中的精华。正如《圣哲画像记》中第一段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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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观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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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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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无数的古圣先哲，从中择取三十余位特别优秀之人，当做学习的楷模，此过程所需耗费的心力之大，可想而知。待到选择完毕，为此三十余位圣哲绘制遗像、撰写文字，则心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热忱。我认为《圣哲画像记》与曾公的思想精髓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为研究曾公的思想精髓，怎能不特别注意《圣哲画像记》中所记述的人物与事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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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哲画像记》中所记之人，共有三十二位。首先为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文中写道：“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著，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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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文中写道：“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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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文中写道：“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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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为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文中写道：“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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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文中写道：“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远，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颓矣。韩、柳有作，尽取杨、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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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为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文中写道：“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鲍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乎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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