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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理想中的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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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人才政策，上文已作详细阐述，从中自然可以了解到其理想中的政治人才是何等模样。只是上文对此，叙述尚欠完备，所以下面将重点对曾公理想中的政治人才所应具备的各种品质进行一一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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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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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是君主、督抚，还是州县官员，均负有领导社会、改良风气、培养人才的责任。对此，曾公在《应诏陈言疏》和《原才篇》中均有相关言论。此外，曾公在致官文的信函中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书札》卷十七）亦足以说明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该担负起维持社会风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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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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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道德方面而言，政治家若要领导社会、改良风气，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对此，曾公在《应诏陈言疏》和《原才篇》中亦均有相关论述。此外，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方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书札》卷十二）此言更加能够说明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严于律己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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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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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才能方面而言，既然决心匡时济世，就应当具备匡时济世的才能。曾公不仅对诸葛亮所说的“才须学，学须识”大为推崇，而且对孟子所提倡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亦津津乐道。若不努力学习、扩充见识，则不能成才；若不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则不能增长智慧。而没有才能与智慧，空抱匡时济世的热忱，终究无济于事。所以，曾公在选择人才时，虽然将良好的德行作为任用的标准，但同样兼顾到对方的才识。比如，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屏斥。”（《书札》卷十九）在其《原才篇》中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智焉。”所以说，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治世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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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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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态度方面而言，从前面曾公所讲的“广收、慎用、勤教、严绳”中，我们已经能够有大致了解。自古以来，对为官之人的告诫即是清廉、谨慎、勤恳三原则。曾公亦以此三原则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年谱》卷八——同治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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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在答复黄麓溪的信函中云：“苏垣为仕官麟萃之场。以弟所闻，大抵挥霍者蒙卓声，谨守者沉散秩；生辣者鹊起，和厚者蠖伏；标榜者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揆斯三者，于吾兄俱未为谐叶。然君子之道，不汲汲于名望，要在案牍律例之中，诚能三折肱而九折臂，则阅时稍久，亦终为僚友所推，上官所推。弟有一言奉吾兄于数年之内行之者，其曰‘耐’乎？不为大府所器重，则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应酬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二年，则必为上官僚友所钦属矣。此二年中，悉力讲求捕盗之法、催科之方，此两事为江南尤急之务。一旦莅任，则措之裕如。人见其耐也如此，又见其有为如彼，虽欲不彪炳，其可得乎？”（《书札》卷一）即是说，为政之人，除应当具备治世的才能外，还应当对万事秉持忍耐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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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致陈源兖的信函中云：“外吏之杂，盖十倍于京辇。大约佩韦多休，佩弦多咎，而阁下尤为要务。语曰：‘察见渊中鱼者不祥。’愿阁下为璞玉之浑含，不为水晶之光明，则有以自全而亦不失也。”（卷同上）并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阁下志迈识正，不难力追古人。但愿于众醉独醒之际仍以‘浑’字出之，于效验迟缓之时更以‘耐’字贞之，则人皆感其乐育，而于己之养德养身，两有裨益。”（《书札》卷三十一）即是说，为政之人除应当对万事能够忍耐外，还应当懂得韬光养晦，虽然洞察一切，但能对外表现出含浑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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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答复吴竹庄的信函中云：“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凡人服其明，而感其宽。”（《书札》卷三）又在答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阁下本有综核之名，属员畏者较多，爱者较少，于考字尤不相宜。以后接见僚属，请专教以善言，不必考以文理，略有师生殷勤气象，使属员乐于亲近，则阁下无孤立无与之叹，而德量益宏矣。”（《书札》卷三）即是说，为政之人除应当对人对事持含浑的态度外，还应当对僚属和蔼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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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程尚斋的信函中云：“凡办一事，必有许多艰难波折。如盐务缉私，尚未动手，而建昌已有殴毙委员之案。将来棘手之处，恐尚不少。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亮。”（《书札》卷二十三）又在致陈舫仙的信函中云：“阁下一函而二君去职，以后恐为众所嫉忌，务望倍加小心，以勤、廉、谦三字自矢。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自言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书札》卷二十六）即是说，为政之人除应当勤于政事外，还应保持谦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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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言论，虽然因交谈对象不同，而在措辞上有所差异，但基本含意皆为：以勤劳要求自身，以谦谨对待他人。总而言之，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勤劳谦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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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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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务方面而言，曾公虽然十分强调对人才的搜罗，但亦未曾忽略对处理政务的重视。所以其在《日记》中写道：“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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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郭嵩焘的信函中亦写道：“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道。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书札》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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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所作《劝诫浅语十六条》中的《劝诫州县四条》与《劝诫委员四条》，对为政者的职务曾有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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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劝诫州县四条》云：“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捡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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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又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结。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萎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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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重农以厚生。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于逃徙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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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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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虽然是就州县官员而言，但其实并非仅适用于州县官员；上至道府级官员，下至州县府衙内的佐杂官员，但凡负有政治责任，皆可参考此四条规定。所以曾公在《劝诫州县四条》后面注：“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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