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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七章 军事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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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于军事，早年并不十分熟悉。当初身居京师时，虽然曾经做过理论上的探讨，但并无实际经验。自从奉命帮办团练，招募乡勇之后，戎马倥偬几十余年，其间或于营帐中冥思苦想兵法中的奥妙，或亲临沙场实践行兵布阵的谋略，或翻阅典籍借鉴历史经验，或虚心请教周围有丰富阅历的人，于是其军事学识愈来愈深厚。所以说，曾公虽然并未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其军事学识却相当可观，很值得我们做一番详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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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行军之道，往往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对此，稍有军事历史常识的人，基本都了解。曾公虽然对军事历史并未做过专门研究，但对此道理亦曾有所论及，比如曾公在其所上奏的《再议练军事宜折》中云：“窃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攻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即就扎营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屡为粤匪所破，既而高其垒，深其濠，先图自固之道，旋即用此以制敌；厥后淮勇诸军继起，亦皆以高垒深沟为自立之本，善扎营者即称劲旅；直至移师北来，改剿捻匪，每日计行路之远近，分各营之优劣，曾无建垒挖濠之暇，而营垒之或坚或否，于胜负全不相涉；即询及陕甘剿回，贵州平苗，亦不以筑垒挖濠为先务；至天津捍御外洋，虽坚壁亦不足恃。即此一端，已知陈迹之不可狃，兵势之变化无常矣。”（《奏稿》卷三十二）既然行军作战之道与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若欲了解曾公的军事学识，就应先了解当时的军事情形。在评述曾公的军事学识时，我们先讲述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然后再讨论曾公的治军方法，亦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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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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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军事的批评，除前面所引述的《议汰兵疏》中的内容外，其全集中亦有不少相关言论。但概括而言，则不外乎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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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不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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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士兵，据曾公观察，最缺乏齐心协力、彼此互助的精神，往往败不相救。比如，曾公在致江忠源的信函中写道：“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以仆所闻，在在皆然。盖缘调兵之初，此营一百，彼营五十，征兵一千，而已抽选数营或十数营之多。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而统领之将又非平日本营之官。一省所调若此，他省亦如之。即同一营也，或今年一次调百人赴粤，明年一次调五十赴粤，出征有先后，赴防有远近，劳逸亦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败不相救之故，半由于此。又有主将远隔，不奉令箭，不敢出救者；又有平日构隙，虽奉令箭，故迟回不往救者。”（《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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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亦写道：“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此种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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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功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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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不相救的后果是，给予敌人将己方兵力各个击破的机会，从而导致全军覆没；妒功嫉能的后果则是，军队内部互相仇视，功败垂成，从而令支持者痛惜，而让敌人拍手叫好。此二者，均属于军队当中危害极大的不良风气。所以，曾公不仅对败不相救表示不满，而且对妒功嫉能亦大力抨击。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嫉能；懦于遇贼而勇于扰民，仁心以媚杀己之逆贼，而恨心以仇胜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更胜于仇兵。曩者已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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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习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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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内部之所以胜不相让、败不相救，乃是由于习惯使然，而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不良的习气既然已经形成，则自然难以立即消除。所以，曾公在致魁荫庭的信函中写道：“适接来书，盖多至论。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属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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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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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之所以养成种种恶习，乃是平日缺乏训练的缘故。所以，曾公在《特参副将清德折》中云：“窃维军兴以来，官兵之退怯迁延、望风先溃、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种种恶习，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推原其故，总由平日毫无训练，技术生疏，心虚胆怯所致。”（《奏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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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治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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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善军队作风、加强武力装备，必然要对以上所列的种种恶习进行大力整治，于是曾公制定出以下几种治理军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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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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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一项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曾公亲眼目睹当时绿营士兵恶习难除，认为若不改弦更张，另立一支崭新的军队，则绝不可能平定祸乱。所以，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仆之愚见，以为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而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鄙意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忠义之气为主，而补之以训练之勤，相激相劘，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者，或可驰驱中原，渐望澄清。”（《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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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文任吾的信函中写道：“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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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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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一项治标的方法。曾公虽然招募乡勇，另立一崭新旗号，但是并未放弃原有的绿营军，而是对其勤加训练，以期改掉绿营士兵身上的恶习。比如，曾公在致张石卿的信函中写道：“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今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复按而一一询之也。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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