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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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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是一种治本的方法。军纪是军队的命脉。“军队必须有严肃之军纪，然后精神上之团结力得以巩固，战斗力之持久性得以确保。盖战时各部队之任务不同，其境遇亦各有差别，而上自将帅，下至士兵，犹能脉络一贯，万众一心，从一定之方针，取一致之行动者，厥惟军纪是赖。”（见《步兵操典草案》）若欲保持良好的军纪，除要勤加训练外，制定严格的军营制度，乃是一项根本性措施。曾公治理军队时，最看重军营制度。对此，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军。将士各不相习，依例领军械锅帐，锹斧枪矛，皆窳钝不足用。州县发夫驮运载，军将拱手乘车马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惟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垒，壁不及肩，负贩往来营门，隘杂哗嚣，十军而九。有能者因宜约束，自为风气。诸将虽欲画一，率非所统，无所行其禁令。惟满、蒙军稍整齐，而骄横贵倨，言语不相晓。其死亡辄当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莫能统，尤不轻调发。所发者多绿营额军，其弊如此。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仇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古今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营制篇》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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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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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军营制度，不过是立法而已。虽然有严格的军法，但若无得力的人才，则“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备的制度也只是摆设。所以，用兵打仗，最重要的条件是拥有得力的人才。对此，曾公多次言及，比如在致张石卿的信函中云：“世事败坏至此，为臣子者，独当物色一二忠勇之人，宏济艰难。岂可使清浊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为调停耶？”（《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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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致彭筱房、曾香海的信函中云：“弟尝谓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数月以来，梦想以求之，焚书以祷之，盖无须臾或忘诸怀。”（《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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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论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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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行军打仗首先要具备得力的人才，那么在物色人才时，就应当持有一定的择人标准。曾公在致彭筱房、曾香海的信函中，不仅提及“带勇须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而且有更为明确的叙述：“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则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病，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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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写道：“军中须得好统领营官，统领营官须得好真心实肠，是第一义；算路程之远近，算粮仗之阙乏，算彼此之强弱，是第二义。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虽多，调度虽善，有效有不效，尽人事以听天而已。”（己未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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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家书》中亦有相关言论：“凡将才有四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吾所见诸将，于三者略得梗概，至于善觇敌情，则绝无其人。古之觇敌者，不特知贼首之性情伎俩，而并知某贼与某贼不和、某贼与伪主不协。今则不见此等好手矣。贤弟当于此四大端下工夫，而即以此四大端察同僚及麾下之人才。第一、第二端，不可求之于弁目散勇中；第三、第四端，则末弁中亦未始无材也。”（《家书》卷五——咸丰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致沅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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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曾公理想中的军事人才应具备多种条件，但总体而言，则首先必须勇敢无畏、充满血性，其次要洁身自好、光明磊落。所以，曾公在致彭筱房的信函中写道：“带勇之人，诚如来示，不苛求乎全材，宜因量以器使。然血性为主，廉明为用。三者缺一，若失輗軏，终不能行一步也。”（《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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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将才，西方人往往认为是得益于天赐禀赋，而曾公则认为主要是依靠后天努力。比如曾公在批复吴廷华的禀文时写道：“为将之道，谋勇不可以强几，廉明二字则可学而几也。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合力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得廉明二字以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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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论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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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曾公关于将才方面的论调，我们便可以大略推知曾公在选拔将才时所采用的方法。既然曾公理想中的将才首先必须勇敢无畏、充满血性，其次要洁身自好、光明磊落，那么曾公在选将时，就会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曾公在回复恭亲王、桂中堂的信函中写道：“大抵拣选将才，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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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招募乡勇时，曾经制定有《招募之规》，其中所规定的招募标准为：“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见《杂著》卷二）而在选将时同样如此，比如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云：“李迪庵兄弟之选营官，专取简默朴实，临阵不慌。弟不能于临阵观人，而取简默朴实，略仿李氏之意。”（《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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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姚秋浦的信函中云：“将领之浮滑者，一遇危难之际，其神情之飞动足以摇惑军心，其言语之圆滑足以淆乱是非。是故楚军历不喜用善说话之将，非仅弟一人然也。”（《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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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立下如此选将标准，不仅是因为曾公理想中的将才应当不失忠义、充满血性，而且是由于曾公亲眼目睹当时绿营军的腐败堕落。曾公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写道：“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割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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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选拔将才方面做到尽善尽美，的确不容易。所以，曾公在回复庄卫生的信函中云：“承询选将一节，猥以湖湘俊彦朋兴，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瞀瞀，奚足以言衡鉴？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于鄙钝初无与也。抑又窃疑古人论将，其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书札》卷八）选将时，固然不必拘于一格，但在所谓不拘一格的同时，依然要有一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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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书札》中对选将标准的论述，基本就是上面所摘引的内容。而在其《家书》中，亦有相关言论，如：“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所谓“打仗坚忍”，即前面所提及的“临阵胆识”；所谓“利心不可太浓”，即前面所提及的“不急名利”。至于“说话宜有条理”，则与前文中的“才堪治民”颇有关系。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写道：“杨镇南之不足恃，余于其平日之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字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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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时观察其胆识，平时则观察其言行。选择将才的方法，大致就是如此。而曾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忽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石达开评价曾公，云：“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见薛福成所作《石达开就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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