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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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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称曾公“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仅是对曾公在善于选将方面的赞赏。而王闿运称曾公“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见《湘军志·营制篇》），则说明曾公不仅善于选将，而且善于带将。韩信善于带兵，而汉高祖善于带将；鲍超、杨岳斌善于带兵，而曾公善于带将。古往今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却包含相同的道理，倒也是一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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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善于带将，那么其带将之道究竟如何？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书札》卷十九）即是说，带将之道，首先是以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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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云：“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是，乃败道也。”（己未六月）即是说，带将之道，贵在既能宽容又不失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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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书札》卷二十五）而在致李瀚章的信函中亦云：“仆于各统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卷同上）即是说，带将之道，关键不在于以地位与金钱相激励，而在于能够成就其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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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营务处之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德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己未九月）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亦写道：“潘、刘二人，志定而气充。若时时以嘉言浸灌，扩其识量，坚其趋向，将来沪上防务，当可令渠二人留守。”（《书札》卷十八）则是说，带将之道，既在于知人善任，又在于能够栽培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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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将本来就不容易，何况带领脾性暴戾、难以驾驭的悍将呢？而曾公对此自然心中有数，比如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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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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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是曾公在如何遴选与驾驭将才方面的主张，而其对如何任用人才、如何处理军中事务，亦常常有所论述。曾公曾云：“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又云：“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见前文）此道理不仅适用于负有最高政治责任的人，而且同样适用于负有最高军事责任的人。曾公为何善于挑选与带领将才？其实就是因为知人、晓事罢了。蔡松坡在其所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对曾公关于知人、晓事的论调，极为赞同：“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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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坡不仅赞赏曾公在知人、晓事方面的观点，而且对曾公在用人时光明磊落的胸襟亦十分敬佩，如云：“昔贤于用人之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发举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见《曾胡治兵语录》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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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任用人才之方，前文已有相关评述。此处则仅就前文未曾提及的言论，略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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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云：“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阁下眼界过高，将来恐全无中彀之人。程子告司马温公曰：‘愿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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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我徐徐教育可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即是说，用人标准不能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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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用德不如用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精理名言，至当不易！”（《书札》卷十九）即是说，任用某人时，应当先赢得此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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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至胞弟的信函中，又云：“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家书》卷六——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即是说，用人时，应当不论亲疏，只问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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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称曾公“能识拔贤将”，是就用人方面而言；至于称曾公“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则是就治事方面而言。可见曾公不仅善于用人，同时亦善于治事。知人晓事，曾公确实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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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论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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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治事之法，重在“五到”。对此，前文已有提及。另外，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主张，治事时不仅要眼光长远，而且要心思缜密。此道理在治理军事时尤为重要。曾公云：“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明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诚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家书》卷五——咸丰七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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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事方面而言，在制定军事计划时最应眼光远大，而在管理军务时最应心思缜密，即“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其中所谓“克勤小物”，即等同于“小处下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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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吴竹如的信函中亦云：“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道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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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军事，虽然主张从小处下手，但亦能从大处着眼。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在平定洪、杨之乱时提出三路进兵的对策，以及在围剿捻军时提出四镇驻兵的作战方案。当浙江失守时，有人提议撤退围攻安庆的兵力以支援浙江前线，曾公则不以为然，在致李申夫的信函中云：“鄙意浙江未失，则援浙为重，以其膏腴也，苏州、金陵之后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则安庆为重，以其为武昌、九江之门户也；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也；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也。”（《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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