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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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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多次担任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所以当时的许多贤才豪杰都出自其门下。曾公的弟子中，有的以功勋著称，有的以著述闻名。前一类的代表人物非李鸿章莫属，后一类弟子则首推俞樾。俞氏在《春在堂随笔》一中写道：“湘乡公喜谐谑，因余锐意著述，戏之曰：‘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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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对曾公亦有评价，如：“湘乡出入将相，手定东南，勋业之盛，一时无两。尤善相士，其所识拔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春在堂随笔》一）另外，其在所作的《曾惠敏公墓志铭》中写道：“昔在咸丰、同治年间，盗贼盘牙；有震且业。天乃笃生惇庞耆艾、表里文武之臣，以刬祓荒荼，经纬区宇。而吾师曾文正公实为中兴元功冠。”（《春在堂杂文》五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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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对曾公的德行修养与事业成就极为赞扬，认为曾公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的优点，而无此四人的缺点。比如其在《曾涤生相侯六十寿序》中写道：“樾尝从公游，与闻绪论，以为三代以下，魁士名人，指不胜屈，然以德行而兼政事，可以副古大臣之称者，四人而已：曰诸葛孔明，曰陆敬舆，曰范希文，曰司马君实。之四贤者，公平日所向往者也。窃以四贤之行事而考之，今公殆兼其长而去其短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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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孔明治国之才，管仲、子产之流亚，乃得荆州形胜之地而不能用，终为吴有，徘徊散关、斜谷之间，为司马宣王所拒，逡循而坐困。岂天之弃汉乎，抑将略果非所长乎？公当咸丰初，以侍郎家居。时粤贼为封狐雄虺，荐食东南，爰奋于墨绖之中，躬秉铁钺，棱威首途，楼船万艘，千里相望。既克武、汉，顺流而东，隆冲以攻，渠幨以守，批亢捣虚，多垒云彻。曾不数年间，向之飑飑纷纷、争为雄长者，咸禽僵而兽毙。金陵为贼增巢蹙穴之所，一举而空之，若倾沧海而沃漂炭，常阳之维，因以耆定。是公之英武过于武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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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宣公仕德宗朝，多所匡赞，读其奏议，曲而中，微而达，所论边事，动合机宜。然德宗不能尽用，故托之空言而已。公则不然。文庙之始御极也，锐意求治，公已由翰林臻卿贰，屡奏封事，言朝政得失，天下传诵有宣公之风，文庙皆虚己听之。及至躬履行间，英风外发，景思内昭，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自中兴以来，言节制之师，首推楚军。寸符尺籍，皆公手定，萧规曹随，至今遵守。若汉人用马将军故事，唐人用吴公法也。宣公坐论于庙堂，而公折冲于疆场，是公之谋略过于宣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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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希文、司马君实，皆宋贤相，然有宋一代士大夫好以议论相高，故希文任西事与韩魏公龃龉，而司马公论役法亦与诸贤不合，卒为小人所乘。公豁达大度，含囊万物，天下之士有一艺者，云集而景附。公量能而使之，取节而用之，履屐之间，多得其任。故能动如雷电，发如风雨，桑荫不徙而大功立，廓清江左，爰至于河朔。朝廷倚公重，凡有大议，辄就幕府取决焉。赞云雷之业，佐密勿之谋，异日处中当轴，秉国之钧，旋乾转坤，光融天下，珍祎懿铄，与闳夭、散宜生比烈矣。是公之相业过于范文正、司马文正也。”（《春在堂杂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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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论虽然近似于歌功颂德之辞，但与薛福成对曾公的评论有相同之处，不能认为是俞氏的个人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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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又曾将曾公与欧阳修作比较，认为后者亦不及曾公。具体内容见俞氏致世袭一等侯曾纪泽的信函中：“东坡之哭欧阳文忠也，曰：‘上为天下恸，而下以哭其私。’吾师丰功伟烈，旋乾转坤，岂仅六一先生之比？而樾之不肖，辱吾师知遇之厚，视苏之与欧，其感激更当何如？木坏山颓，吾将安仰？龙门在望，悲不自胜！”（《春在堂尺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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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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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俞樾对曾公极力推崇，但其弟子章炳麟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曾公展开猛烈的攻击。章氏曰：“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亟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明张居正尝以子不中试，与书深谴，此自亟功名者之常态。而国藩又有托儒行，则色取行远矣。）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辞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附，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见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其夸诬盖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检论》卷八——《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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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不仅对曾公的志向与学识深表不满，而且对其德行与功绩亦痛加斥责。作为排斥清政府的民族斗士，更作为不尚声律文采的朴学大师，发出此种言论，实属正常。但平心而论，曾公的学识、德行、志向、事业等，均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其家庭环境，曾公的为人，其实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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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虽然对曾公表示不满，但亦曾以“英雄”二字称赞曾公。具体情形可见章氏与宋教仁的如下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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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在日本，与章炳麟计光复事。主者不深信教仁，教仁尝叹曰：‘今世固无英雄，其人材之匮绝？将犹有蛰隐未襮者邪？’章炳麟曰：‘夫英雄者，内有识度，亦其所据时地就之。阻奥之壤，尊信之民，下不无文学，而上不能郁然，有智略者御之，则群奉以为工宰。其将不在大江之岸也。大江之岸，文学已盛，人人各自以为高贤。从，其以执羁靮；逖，则有后言矣；执去则遂崩。虽有文武季叔生处其地，不能人人奉戴之也。诚有英雄，意者将在领脊之南，牂牁之上游邪？必非大江矣。昔德意志人尼采有言曰：“北欧叱咤而变新教，举国同然。是时南欧岂无不逞于旧教者邪？文化深渍，虽有变故之材，不能人人奉以为大宗，故其执屈而不伸。北欧之人人奉为宗主者，尊信变教之人多也。尊信多者，其文化浅也。”以是比度，则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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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曰：‘其然。吾则沅湘间产也，地迫江浦，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岂其风烈遂粲于今？抑人材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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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曰：‘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迹，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夫风教有变移，而古今无常序。当曾、左时，文化盛在中江以下。湖南处执稍僻左，学艺未兴。魏源、汤鹏、邹汉勋者，视而一睹，其学术终未就成也。曾国藩虽多识，其部属良将罗泽南辈，财窥朱元晦之小学耳；又直仕宦未盛，士不滔淫，虽商贾犹鲜习也；而其闾阎细民，又能略识文契，微解《论语》《孝经》诸书，不与直北绝无文化者同，如是，故其性木毅，有所约束，虽败不为势利转移。是以曾、左用之为能有功。今湖南文学日盛，乃与江左代兴矣。其自将相主帅以下，先后常有数百千人；相随为吏与糊寄其帷帘者，又不可胜数也。船潢大通，商贾之所，怀挟婴攘，日以观示。曩者士人或不能使罗纨，而今缋罽被于几榻。故力作不如宦游，而从军不如走执，子所知也。夫文学盛则人自以为高材，莫可率照；仕官达则夸奢中其心，而执利移其志。假令曾、左生于今日，成功大名，终不可就。非其材之绌也，时地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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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怃然曰：‘诚如是者，必生不毛之地、伧荒之间，若朱全忠、李自成者，昉可以为英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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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曰：‘非然也。吾固曰下不无文学，而上不能郁然。郁然而盛者，莫肯为佗人下。无文学者，其识不能窥远，独随暂；势力转移，复有强者，则判而从之。是故朱全忠、李自成躬无识度，与其徒麇聚鸟集，挢虔据势；隆于一时，而其道不可长久；直朱邪建州，盛于朱、李，其众又詟栗失气，騞然他就也。夫乌得为英雄矣？’教仁抵掌，甚服其言。（《检论》卷八——《对二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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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话中，章、宋二人除赞扬曾公的远见卓识外，对曾公生活的时代环境亦有所讨论，基本上是在阐明英雄与时势的关系。其中，章氏所谓“英雄者，内有识度，亦其所据时地就之”的观点，相当正确。曾公之所以能够领导大众、成就伟业，不仅是由于其过人的器识，亦是缘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此乃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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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章氏认为：曾、左兴兵打仗的初衷，其实是为保卫家乡、扶持传统礼教，而非为清政府效力；曾、左二人，除没有革命的能力外，其他方面皆相当优秀。可谓公平客观的评价。章氏云：“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挞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名义。秉章与洪王同县，与有私约。洪王亦旋弃湖南不攻。向荣自上游追蹑，屯营辄相距八九十里。仍破三都，相随以逮孝陵。交合而舍，相持数年，未尝苦。荣与洪王时时以鞍几对坐，握手道平生事状，则羊祜、陆抗不过也。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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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以枉挠吏失民，洪氏申讨，而西邻致谪。江南既定，邻之责言未平也。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平生陕迫，喜修小怨；既得志，始慕修名，渐忍性为大度。赏劳举功，未尝先姻私。位至将相，功名已盛，而国藩家人络纬堂居，不改先时题署（国藩本老农，家有黄金堂、白玉堂，皆其先人名之，语至鄙拙，而国藩不改），宗棠身死无羡财。终身衣不过大袖，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荈，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啁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且夫洪、杨之起，延遍卅国，十五年而后殪之，其徒众殆满天下也。游侠刺客，欲为故主复仇者，犹散处于江表。而国藩终不畏怖，出入诸陆，驺卒未尝填咽，亦不为廉呵呵察事也。张文祥既杀马新贻，百吏佁儗，往往疑为洪氏义故，欲因辞伏而钩致之。国藩独愔愔若无事者，鞫不威刑，辞不旁牵，民卒以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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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初举浙江，数厌卫从，时独行诣书肆间，问其名籍。主人或以一饭延，饱而舒纸，为作榜题，书成以逖，主人始知其姓名。讫拔新疆，归京邑，举止无衰。晚岁惛耄，喜举平生战事以耀属吏。自以功高，不亲庶务。其子性或为人求官，此乃楚狂所谓凤德之衰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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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及郭嵩焘、杨昌浚之徒，咸能领录大体，不肃而治。昌浚尝核阅戎士，士或举铳对击其面，不中，诃以狂易，行杖遣之。而彭玉麟尤骨鲠，治军至严。数从民间问官长淑匿，人民疾苦。簦笠不借，出入巷陌，未尝儆戒也。频江至今传其德声。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其主。虽上未齿王导、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检论》卷九——《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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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左之后，支撑清政府残局的人，除李鸿章之外，还有刘坤一与张之洞。章氏认为，刘、张二人虽然威望远不及曾、左，但亦有值得赞赏的地方。章氏云：“清之末世，诸宿将重臣，皆已物故，朝政日纷，刘坤一以湘军余子镇两江，而张之洞以文儒历两广、江、湖间，皆十余岁。此二子者，望实已不逮曾、左甚远，散芥蒂之嫌，杜馋间之口，诚未能也。然亦不肯偏为局迫。坤一性木强，晚岁多姬御嗜好，吏治渐污，犹有节制，不蔇于昌披。以能持重，无赫赫名。国有大事，常倚坤一为藩援。之洞有清节，而性好兴作。其下亦莫敢因事以致大羡。初通京汉，乃治陆军、遣游学，皆自之洞发之。微以听采白望，用财不节为过。当是时，外患不戢，朝野日讧，钩党之令岁下，皆虚与酬醋，而不大声谁何。江湖之间，亦卒无以匕首拟张、刘者。方其在位，世人恒视以为不足称述。比坤一死，后之镇两江者，皆骞下坤一数等。之洞死二年，武昌兵起，诸吏寺解舍多被焚，独奉之洞画象者置之，然后知其遗泽深也。（武昌兵起时，不尽学生军官，其乡里豪杰皆在焉。此本与之洞无私恩者也。）昏乱之世，终不可得曾、左，有如张、刘者间之，不犹可以为小愒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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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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