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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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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军队建设被俗称为“小站练兵”。是将充实兵力的抱负付诸实践的绝好机会。抓住机会且充分利用机会,是袁世凯从朝鲜时期以来的拿手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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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燏棻手中接管了定武军没多久,袁世凯又追加招募了步兵和骑兵部队,部队总人数达到了7000人,名字也被改为“新建陆军”,简称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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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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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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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在装备和军纪等所有方面都效仿西方,特别是德国的军队。在硬件装备上,除了毛瑟枪、马克辛机关炮等武器外,望远镜、电话机、帐篷、毛毯等器具,制服、鞋、药品等随身必备的日用品也应有尽有,都是国外生产的优质产品。新军在征募新兵上非常严格,要求提高士兵的忠诚度,严惩犯罪行为等,在纪律方面也采用了西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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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的常识,这一切再理所当然不过了。然而在当时,这是对整个过去的颠覆,意味着对旧习俗和积弊的彻底否认。毫无疑问,曾经亲眼目睹中日甲午战争的袁世凯,一定在此用上了他当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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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想优化装备、严肃纪律、强化军队,仅仅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的,需要能干的干部来辅佐他。天津的北洋武备学堂提供了这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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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是李鸿章在1885年为了强化自己的淮军、培养陆军士官而创建的西式军校。很多教官都是来自德国的退役军人,学堂还派遣学生去德国留学。1885年,五名留学生首次学成回国,其中一人便是段祺瑞,另外还有冯国璋、王士珍等人,此时都成为袁世凯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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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三人被称作“北洋三杰”,且不论其人如何,他们都和袁世凯一道担负起了下一段历史。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他们就任新军干部这个时期。袁世凯以他们率领的摇篮时期的新军为资本,逐渐展开了政治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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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枪打出头鸟,袁世凯的各种尝试性的举动,也许在周围人看来十分出格,过于引人注目,于是出现了诋毁之声。还有人上奏告发他过度仿效西方,工资与分配不公,甚至有行贿受贿和贪污的嫌疑。“如此妄谬”“兵民怨恨不已”等批判,来自胡景桂等御史,也就是政府的监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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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弹劾来自胡景桂的同乡李鸿藻的指示。他们原本应该是举荐袁世凯的人物,此时突然转变了态度,可见政界是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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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弹劾中庇护了袁世凯的,是荣禄。1896年6月,荣禄收到弹劾后,作为上级和负责人前往现场核实。回来复命时,他断定胡景桂的弹劾缺乏事实根据,指出袁世凯“统治新军逐一到位,号令赏罚极其分明”,并称赞说“再过一两年一定会成为强大的部队”。由此,袁世凯逃离了危机。不仅如此,到了第二年,他的成绩受到好评,晋升为直隶按察使。这个职位相当于一省的司法长官,但他的任务仍旧是小站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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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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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关系很多地方是模糊不清的。可以说荣禄很看好袁世凯,不过也有人说是后者事先去接近前者的。如果是真的,那么可以说是相当高明的政治手腕,李鸿藻之所以疏远袁世凯,也是因为察觉到了这一点。总而言之,致力于西式军队建设的汉族军人和与宫廷极度接近的满族大官,在此时互相帮助,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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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袁世凯上奏北京,报告新军的师团组织已经初期完成,还要扩大规模到步兵8个大队8000人、炮兵2个大队2000人、骑兵2个大队1000人以及工兵1个大队1000人。当时实际目睹了小站的英国军人也评论道:“在西方人看来也非常完美,是中国唯一的军队。”袁世凯的新军规模虽小,却堪称中国最精锐的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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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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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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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致力于小站练兵这一时期,内外的政治形势却是风起云涌。他再次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了影响其进退的狂风暴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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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的时代。列强变本加厉地压迫弱小国家,不是吞并或分割领土,就是从经济上掠夺权益。这个时期已经不再停留在通商或市场的扩大上,而是涉及资本输出了。对经历了甲午战争、向世界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清朝,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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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政府为了支付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费和赔款,从1895年到1898年期间屡次向俄、法、英、德等国累计借款3亿两白银。当然不可能是白借,作为代价必须出让各种各样的权益。接下来,列强又直接投资制造业,铺设铁路和开矿。最赫赫有名、也是最重大的例子,便是沙俄的东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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