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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重申了中央政府和大总统的立场，国会的牵制和都督的“跋扈”，都是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各省都督暂时平息下来，下一步就是北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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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国会的存在对袁世凯来说还是有必要的。这是因为他需要国会任命他为正式的大总统，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忍受现有的政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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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不断开展工作，总算实现了大总统的选举。10月6日，他终于获得了国会的支持，正式就任大总统一职。他判断由此已经获得了正统的权力，便立即开始集中强化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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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他以和二次革命中举兵的李烈钧串通一气、使国家陷入危机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了各议员的资格。袁世凯声称“国民党之党略，以政治改革为名，实乃夺权也”，想必是出自他的切身感受吧！国民党占据了议席的大多数，他们一缺席，国会便陷入瘫痪，只好休会。对此，袁世凯又设立了政治会议，作为自己的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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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袁世凯接受政治会议的劝告，决定解散国会。到了这一地步，袁世凯于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行总统制代替责任内阁制。年末，他宣布大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并可以连续担任。与两年前大不相同，强大的大总统就此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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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袁世凯的话来说，这些都是对共和制和责任内阁制感到失望的缘故。希望中国得以重建、统一的心愿，他并不输给任何人。即使如此，革命派和国民党妨碍了他的行动和施策，根源就在于《临时约法》，以及它所规定的政治体制。需要先否定这些，建立起可控的体制，这是袁世凯的焦虑所在。国内的混乱将直接关系到对外危机，很可能招致“瓜分”和“亡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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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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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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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为何、何时开始想要当皇帝，这一点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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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虽然否定国会，却仍然在共和制、大总统制的结构下进行权力的集中和强化。然而，如今要改变这一结构，却是不小的举动。至少我们在追究其事实经过时，发现造成这一转折的就是“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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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可是，这恐怕是结果论。宣统帝刚刚宣布退位时，是否真的感受到君主制已经成为过去，这一点很是让人怀疑。1915年至1916年间的袁世凯的帝制运动、皇帝即位，非常容易被评价为倒行逆施，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对帝制的希求并不是没有。否则，之后也不会出现类似复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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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作为中国通的内藤湖南也从旁佐证。他早在二次革命时就预测说，“袁世凯此人将即帝王之位”，“再次穿上帝王冠服，以帝王之名举行祭天等愚昧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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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湖南本人主张中国的将来应该回归共和制，他写下“蹂躏共和政体”等字句，基本都是谴责的口吻。尽管如此，可能是“中国通”的见解所致，他觉察到帝制回归的氛围确实存在。而这一氛围是否占据了主流，这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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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民主”“共和”后受阻，转而认定“君主”“帝制”是更佳选择，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牵强的观点。至少袁世凯和他的周边是这么想的，并要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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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承诺接受“二十一条”后，运动马上得到开展，“共和政体不符合中国国情”这一舆论立即沸腾开来。其中的典型是1915年8月初发表的古德诺教授《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这名美国政治学者原本是袁世凯政权的法律顾问，当时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长。外国的专家也表示中国适合实行君主制，国内的运动就愈发地活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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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下旬，北京的文武百官和商业团体表明有必要改变政体，9月频繁地进行君主立宪制的请愿运动，10月北京决定召开国民会议，12月11日在国民会议上决定改变政体，翌日，袁世凯受到推戴，做了以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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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万民推戴责任重大，远非菲才之自己所能承担。……然而国民叱责日益严厉、期待日益迫切，已无法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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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这一切都是袁世凯的自编自导。接着他又起草了新的皇室典范，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年号“洪宪”是“弘扬宪法之意”，这里坚持了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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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是回归了清帝退位以前的君主立宪，这在以日本为模型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以“二十一条”为契机对抗日本这一因素，在袁世凯即位皇帝的问题上，也许应该考虑到超出想象的比重。他在临终之际写下的“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也应该看作是有此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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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17059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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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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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被拥戴为皇帝后大约过了两周，12月25日这天，一封电报传遍了全国，云南省宣布独立。主谋人物是该省都督蔡锷和将军唐继尧，二人都曾经是袁世凯的部下、北洋军的军人。他们先是假意赞成袁在北京即位，密谋回到云南后即刻举旗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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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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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兵要求废除帝制，自称护国军。再加上地方的独立，如同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再现。就此造就了“三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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