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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征和二年（前91）七月壬午太子据发兵反叛，到其庚寅出亡[52]，在这长达十天的期间内，汉武帝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措施，反而“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并且亲自出马，“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实际上是直接坐镇指挥镇压太子据的行动[53]。及至太子据兵败，亡命外逃，汉武帝乃“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而在如此这般逼使卫后“自杀”之后，复令“黄门苏文、姚定汉，舆置公车令空舍，盛以小棺，瘗之城南桐柏”，并大举清洗其家族成员，以致“卫氏悉灭”[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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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太子据出逃之后，壶关三老上书，请求宽宥太子据，“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武帝亦曾有所“感悟”[55]，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说：“书奏，天子感悟，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56]若是已经“感悟”到太子据行巫蛊事出于江充栽赃诬告，汉武帝早就会下诏赦免太子了，司马光所谓“未敢显言”，实乃无由言之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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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司马光本人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针对《汉武故事》“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尉，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云云假想“故事”所做的反驳那样：“上若赦太子，当诏吏勿捕。此说恐妄也。”[57]汉武帝若是得知江充陷害太子据的“真相”，自当及时颁布诏书，宽赦其举兵反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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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迹象，都清楚表明，章赣和苏文向汉武帝反映的情况，愈加证明太子据之行用巫蛊，乃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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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因素，也就愈加容易理解，太子据派人捉拿江充以至韩说、章赣、苏文诸人，若是不能逼使其就范，一致屈认江充埋置偶人陷害，就只能杀人灭口，使之死无对证，然后再寄希望于汉武帝病体衰弱不支或是业已身亡，冒险一搏，夺取帝位。太子据图谋杀死江充、韩说等所有负责侦查巫蛊的官员，已经表明在行用巫蛊一事上，他绝不像现在很多人所认为，或是所热切期望的那样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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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个人行事，往往具有一贯性；至少考察其行事风格，有助于我们认识江充在查办太子据偷行巫蛊一事时更有可能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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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氏有仇必报，且心地险恶，甘做汉武帝的忠实鹰犬，绝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但如俗语所云“盗亦有道”，一个人并不是在某些方面品性低劣，就一定会无恶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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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江充其人以前做过的事情，并没有发现他强行以栽赃手段诬陷他人的先例。例如，他举报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即皆确有其事，而赵太子丹正因如此妄为不法，担心江充揭露此等“阴私”，才要抓捕江充，并将其父兄处以“弃市”这样的极刑。又如他身任“直指绣衣使者”，以“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奏请没入车马，令身待北军击匈奴”，也都是罚出有据，受惩处者并不是好端端地被他冤枉。甚至就连最受诟病的究治巫蛊一事，也是首先要求确有偶人埋入地下，或是夜祠、视鬼者留下“染污”的痕迹，亦即确有犯案的事证，始得加以“收捕验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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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情况来看，江充的具体行为，系严苛执法，即汉武帝所认定的“忠直”且“奉法不阿”[59]，更近似于所谓“酷吏”。后来在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上，众贤良文学贬斥江充，即将其列为“扰乱良民”的“残吏”[60]。因而，他也未必会通过制造赃证来构陷太子据，而班固在《汉书》本传中谴责他的主要罪过，亦不过“谗言罔极”而已[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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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这样做风险也实在太大。因为构陷的对象，既身为太子，从事司法审理时，自有相互质证的机会。在这之前，武帝陈皇后巫蛊事发，即通过正常的司法审判程序，诏御史张汤案事治理，方使得“深竟党与”[62]。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若是被人诬告，或遭栽赃陷害，太子据可充分拥有申辩检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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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倢伃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倢伃，倢伃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无知，愬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63]。这是班倢伃在皇帝亲自审问的过程中，辩明了自己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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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太子据所面临的情况，正如宋人吕祖谦所说：“江充特扬声言太子宫得木人帛书（德勇案：据《汉书》记载，江充在太子宫掘地所得，但有桐木人，未记有‘帛书’），当奏闻耳，非敢如狱吏治庶僚禁止其朝谒也。”[64]就连所谓“京师大侠”朱安世这种江湖好汉，被当朝丞相公孙贺捉捕下狱之后，还可以通过“狱中上书”的形式，向汉武帝检举揭发公孙贺的违法犯罪行径[65]，太子据何以竟无由向汉武帝举发江充以澄清事实？后来所谓“壶关三老”上书汉武帝，称“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云云[66]，并不符合当日实际情况，不过是刻意为太子据开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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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充仅仅以一“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67]，竟然对当朝太子横加诬衅，而他却根本无力阻止太子据为自己辩护。这样一来，他要是走出栽赃陷害之类的险着，一旦败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又有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傻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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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侯刘贺 五 汉武帝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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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读到壶关三老等上书之后，汉武帝所“感悟”到的究竟是什么呢？《汉书·戾太子传》记述太子据死后，“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68]，这段话，又该怎样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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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是从壶关三老等人上奏的内容及其缘起谈起。史载太子据在长安城中兵败逃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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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己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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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皇太子为汉適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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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 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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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奏，天子感悟。[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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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此惊天动地的重大事变，京城里满朝文武官员谁都闭口不谈，各地方官员同样缄默不语，却是由远在今山西长治太行山东南边缘地带的微末小吏“壶关三老令狐茂”出面上书，这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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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令狐茂这样的人，当然无法直接与闻深宫秘事，身后一定另有地位较高的人物作后台。问题是不管是其背后指使人，还是令狐茂这位站在前台的壶关三老，假若确实掌握有说服力的证据，或是切实了解到江充故意给太子据栽赃的行为，本应该直截了当地指明这一邪恶阴谋。这既能够直接把性命危殆的太子据解脱出来，又足以使汉武帝的盛怒涣然冰释，老皇帝和小太子，马上就能尽释前嫌，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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