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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191 问：你是李亦园先生的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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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193 答：对，实际上他老家的屋子离我家的屋子不远……后来，我中学是在泉州第三中学度过的。当时小学、初中都还可以，我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以后我就不行了，因为当时跟一位来自北京的韩琳老师学音乐，梦想当音乐家，花了大量时间学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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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195 问：现在还在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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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197 答：现在我不会拉了，只能拉出杂音，让自己的耳朵难受，所以就不拉了。但是少年时我练了七八年吧，甚至因此没有去高考。我等到1981年才考，此前考了几次艺术院校没考上，最后复习文科，考上后选了考古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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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199 问：难怪你现在还有一些艺术家的气质。那你是怎样走上人类学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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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01 答：从小提琴转入考古学，刚开始我有点失落感，但看来没有办法，只好想那是因为幸运。成为音乐家，这辈子只能是梦里才可能了。不过，做人类学研究者也不错。我的母校是厦门大学，于1983年成立人类学系，把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的本科生全部挖过去了，这样我就成为第一届人类学本科生，跟人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学系成立之前我也读到一点书，对有关现象感兴趣。我们闽南地区存在特别多的“人类学现象”，比如说被我们叫作“迷信”的一些奇异风俗。上中学时，我对这些现象已感到有兴趣，那时想不通它们为什么存在，记得高中还写过一篇作文，表达了我的困惑。后来，我在大学读考古学，知道考古学里边对这些现象有些解释。另外，我也接触到林惠祥先生的一些论著。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重印的一本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的选编，里头有一些涉及神话和算命的研究，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们可以说是对我生活的地区的某种解释。当时，我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冲动。当时我学考古，成绩很好，对器物等特别在行。实习期间，我走了许多地方。当时考古学的经费有限，离社会现实比较远，不像今天这么被人重视。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我以为考古学既辛苦又难以对社会做出贡献，而作为一位年轻人，我当时又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冲动，想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时，我想来想去，想不出考古学有什么太大的用场。我现在发觉当时的想法纯粹是一个误会。不过，20年前，我一听到“人类学”这三个字，总还是觉得有新异之处，况且当时还读到一点书，感觉这门学科更多的是研究当代社会，或者说，它不只是研究古代社会，还研究当代社会。我就特别兴奋，觉得人类学给了我一个好机会。我对人类学的兴趣便越来越浓了。我上大学时，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特别不错，老师特别团结，教学、科研、出版、展示，有很多成果。陈国强先生是系主任，他后来是我的硕士导师，去年他去世了。陈老师是一个社会活动能力和学术能力都很强的人。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办得有声有色，让我们这些学生感到有些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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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03 问：那个时候，厦门大学的人类学应该是全国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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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05 答：嗯，这我同意。不过，说实在话，当时的老师也不能说完全能满足我们这些初生牛犊的求知欲望。本科的时候，多数课我们都已听过了。到了硕士生的时候，老师讲课有时还是老生常谈。比如，关于民族的介绍，老师大多只是点到为止。除了古越族、畲族、高山族，处于东南沿海的厦门大学研究得不多，老师在介绍研究成果时，不太生动。但是，当时的气氛非常良好，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也是特别积极的。我是85（1985）级的研究生，从85级到后来的好几级，硕士生学习都很认真，也有机会从事独立研究。那时的老师跟今天也不同，今天我们学生招得越来越多了，而且满街都是博导，硕士生当然就没人管了。包括我自己吧，我们现在对硕士生的关照也不够。而我们当时硕士生数量就少，作为学生，我们把自己的研究当成一个重要的事业。机会也很难得，那时的老师都把我们当一回事儿，不像今天。对我们特别有用的，是老师编书一事。陈国强老师喜欢编书，也经常会叫我们学生去参与写作，协助他整理一些资料。我记得在1985年国家教委有一个叫作“人类学概论”的课题，由陈老师主持，意图是编写人类学的“部编教材”。陈老师工作繁忙，书也写得多。那本书就让我们来帮他写一把。为了讨论编写问题，陈老师还召集了一次讨论会。作为他的学生，我有机会参加会议并接待贵宾，有幸认识了宋蜀华、童恩正、容观琼等老师。我是在厦大门口撞见宋先生的，他面带微笑，竟说看过我的习作。那些我写的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的东西，他竟也关注！宋先生还鼓励说“你这小伙子不错啊”。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件事。宋先生总是带着微笑，对晚辈特别鼓励。童先生长得很帅，风度翩翩，讲演时来了很多人。他跟我交往也多些，去美国后，还来信。我当时在英国学习，他很高兴，很鼓励。容先生对我们年轻人也很鼓励。记得我出国前在中山大学学英语，他最后请我吃了顿烧鸭，好吃极了。20多年前开始接触人类学时，老一代对晚辈的鼓励，使我们这代人对学科有了更多的积极性。这是我特别感怀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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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07 问：这也给了你人类学的印记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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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09 答：对，在厦门大学的那几年，让我对人类学充满兴趣，在我身上打上了“人类学”的烙印。说到这个印记，我们不应忘记，但它又时常被人们遗忘。一转眼，我留学归国已11年了。在英国留学7年，又给了我一个所谓“海归”的印记。实际上，说是“海归”，我也不能同意，因为我的人类学经历比一些同行相对不单纯，我相当于是在“海龟”和“土鳖”之间的一种形态。我的人类学是在国内先学，再到国外去学的，不像其他有的“海归”，成分比较纯，也比较“牛皮”，我不纯粹。我留学的机会，得来也是偶然的，不是因为自己争取，而是因为自己有留学的命。当时厦大有3个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名额，推荐一批硕士生去考，结果第一批优秀生英语并非全部合格。当时，陈国强先生是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正在犯愁。被我的一位师兄范可听见了，他就跟陈老师说：“哎，我们系好像王铭铭的英语不错，不妨让他去试试看啊？”果然，那天中午陈老师到我宿舍来，他说：“铭铭！中午到学校去考试。”我问：“考什么？”“考英语！”他说。中午，我真的参加了托福考试！还考合格了。这样，我就偶然去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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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1 问：能否把到英国留学的经历多给我们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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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3 答：我刚才说到，留学一事出于偶然。此前，美国夏威夷大学有个研究东南亚考古学的教授叫威廉·索尔海姆（William Solheim），曾来厦门大学讲学。我帮他翻译。他对我这个学生也有好印象。我也曾想过是否跟他学考古算了。我姨妈是个海外华人，曾说可以资助我去跟这个教授学考古，特别是东南亚考古。东南亚研究，在厦大是很重要的一门学问，那里的南洋研究院知名度很高。如果当时真的从厦门大学去跟索尔海姆学考古，现在我可能已是南洋研究院的考古学研究人员了。中英友好奖学金的偶然机会，改变了我的道路。我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去了英国。到英国时，我本也可以按照国家教委的有关规定任选学科（我们一起去的125个人中很多文科的学生都“跳槽”，从英语跳到社会学，从政治教育跳到金融学……）。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犯傻”，我还是选了亚洲人类学，选了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SOAS）。这个选择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跳槽的同学过得极好，我呢，虽有点不好，但基本上也还算不赖。东方非洲学院是什么呢？大致说来，英国没有外交学，它曾是“日不落帝国”，只有殖民地，没有外交对象。我们那个学院，主要是为了培养殖民地官员而设的，实际就是它的外交学院，毕业生中有很多在英国外交部门工作。后来，随着时代的变化，学院增添了各种社会科学门类，招收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家学院离伦敦经济学院（LSE）很近，不过二者特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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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5 问：你到底是在哪家学院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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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7 答：我所在的学院是东方非洲学院，我在人类学系学习。这个学院是伦敦大学的50多家学院之一，其他的更有名的还有帝国理工学院。在文科学院里，东方非洲学院的教学和科研一直都很强，最近排名还是全英A级，人类学教学也很有名。伦敦的人类学系有4家，除了伦敦经济学院、东方非洲学院之外，还有大学学院和歌德斯密学院有人类学系。这4家中，大学学院的人类学是综合型的，比较像古典人类学，其他3家都属于社会人类学。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学科的基础比较扎实，在人类学研究方面，风格与我所去的学院不同。相对来说，东方非洲学院比较“小资”一点，老师穿戴比较硬派一点，伦敦经济学院偏“左”，培养了大批第三世界的领袖级人物，学生中出了不少部长，所以学院更有钱，在第三世界当了部长的学生回来，伦敦经济学院都给他们安上个什么“名誉院士”之类的头衔，像费孝通先生就是一个“Honourary Fellow”（即名誉院士）。东方非洲学院比较“小资”，比较“右”，跟第三世界的关系相对要紧张一点。我的一位忘年之交，曾在学院任人类学老师，因亲近马克思主义，参与反战，于70年代中期被开除，这说明学院曾是很保守的。不过，它也有它的特点。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家更多的是普遍主义者，他们认为人还是有共同的特征的。最早当然就是马林诺夫斯基说的：文化都是满足人的需要，它的差别是重要的，但是在这个满足需要的层次上是一致的。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人类学又转向“认知人类学”，主张探究人在认识世界时具有的一致性。那里的人类学家认为，文化不能将人熏陶得相互之间完全不同。现在，“认知人类学”在伦敦经济学院很盛行，甚至可以说是最具支配性的，这方面课题很多，来学的学生也最多。东方非洲学院相对来说做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比较厉害。东方非洲学院有做区域研究的传统。依据这个传统，学院把世界区分成几个大区，形成以各个大区的专家为群体的格局，比如说，印度学、非洲学、中国学。这一类的学问，在东方非洲学院很盛。东方非洲学院的图书馆特别好，收藏着来自全世界的各种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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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19 问：那你跟哪位导师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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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1 答：与一些留学归国的同事有所不同的是，指导我的导师并不是大师。记得我到系里报到时，秘书让我找Richard Tapper博士学习。他是博士预备阶段所有研究生的导师，是研究中东的专家。系里当时最有名的，应算是David Parkin教授。他是研究非洲的，提出了新结构主义等许多论点，特别是在语义人类学方面有建树。结构人类学侧重句法，Parkin教授提出要研究语义，就是针对某些关键词展开比较文化研究，编过涉及“罪过”概念的一本有名论著。后来，他去了牛津大学，任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曾长期任英联邦社会人类学会会长。选导师时，我先是选了他，他对中国也有兴趣，我从他那里得到不少帮助。Parkin老师对中国的事物所知甚少，只是于80年代末期来开过会。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们举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他来讲演过。我的学生去接他，他说：“啊，你们是我的孙子！因为你们的老师是我的学生王铭铭。”他认为在社会伦理方面，中国跟非洲有相通之处——论辈分。在伦敦学习期间，我对他的研究方式颇感兴趣。我也计划跟随他做一点文化的语义分析，当时写了篇涉及“幸福观念”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中文版在我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中发表。这篇文章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我当时写那篇文章，试图从村落中的中国人对“福”的理解入手，反观主流的西方现代观点。Parkin老师觉得蛮好。我完成田野工作回英国写博士学位论文时，Parkin还是给了我一点指导。可是那时我的研究题目已经变了，变成了对仪式和社会空间的研究。我论文的第一稿由他审阅过，他读后说：“这不是人类学！是百科全书！”从事非洲研究的人类学家大多认为人类学主要研究村子，对我博士学位论文做的城市仪式和历史人类学研究不习惯。他要求我换个方式。我最后还是听了他的。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系里劝我找中国学专家来指导。系里有2个中国学专家，分别是Elizebeth Croll和Staurt Thompson，水平都不错。系里就征求他们和我的意见，让他们来指导我的论文。其中，Stuart Thompson特别尽心，书教得特别好，我回国后听说他任了我们学院的总考官。他研究中国，田野工作是在台湾做的，阅读面也特别广。他也做了几篇论文，就是性子比较慢，文章写得太少。跟这样一个不太知名的老师，有好处。他特别细致，也有更多的时间来帮我修改论文。我写论文的那年，他每章都要细读，读后批改得很认真。Thompson老师的工作特别认真，阅读面广，对一些前沿思想跟随得很快，经常告诉我又出什么新书了。他收入不高，但花了大量金钱买书，是位好老师。总在东方非洲学院主持“伦敦中国讲座”的王斯福教授，也与我形成了相当亲近的关系。他写的一些关于汉人民间宗教的著述，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英国学习的情况，我两年前在《无处非中》（山东画报社2003年版）一书中写到了一点，写得很片面，主要切入点是我对费孝通先生与伦敦经济学院之间关系的一点认识。我的观感，书里面也谈到了一些。英国学风的特点大家是知道的，那里的学者特别注重掌握扎实的社会分析和调查方法，比较务实。那里的人类学要求我们接触具体的人、分析具体的人的社会地位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去解释当地社会和文化，不像美国人类学那么理论化。我们可以将英国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形容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这种特殊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它的优点，在理论思考方面也有它的有限性。经验主义把人框死在实际生活的观察里，使你不能像欧洲大陆或美国的人类学家那么超脱。不过，在这个传统中，也训练出了包括费孝通、中根千枝等在内的优秀人类学家。费孝通在谈到英国人类学训练时给予特别赞赏，我对此深有同感。不同的还有，英国的人类学不像美国人类学那样设四大分科，而主要教授和研究社会人类学，这个传统是欧洲的。在欧洲，文明史悠久，考古学必然有自己独立的传承。在美国，学者进入的世界整个都是印第安人的，无论研究什么，都与人类学有关，这样便形成了“兼容并蓄”的人类学传统。相对来说，英国人类学范围比较狭隘，但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对我们中国的学科建设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我们中国与欧洲比较接近，文明史悠久，研究文物、语言等，都有传统。人类学怎样办出自己的特色？我看欧洲经验还是可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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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3 问：就是说中国与欧洲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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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5 答：当下中国人类学机构大多是沿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脉络来发展的。这个脉络，也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美国人类学教学和研究是有所区分的，它的教学要求学生把握四大分科（体质、语言、社会、考古）。学生的研究，可以是多元的，可以做社会人类学方面的研究，训练与英国相近。欧洲的人类学训练注重社会人类学，要求学生在学习社会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去从事民族志工作，专业方向分亲属制度研究、政治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及宗教制度研究四个领域，也可以延伸到一些应用领域，如医疗、环境、都市等。美国人类学家认为英国人类学家将文化分为几个部分来研究是错误的，因为文化是个整体。但是，英国人类学家主张这种专业化的经验主义训练方式。并且，传统上，英国人类学更注重海外研究，因为英国国家小，原来曾是帝国，对了解世界的欲望很强烈，故其主张的人类学就是“国际学”。美国人类学在“二战”之后，也有类似发展。英国人类学的“国际学色彩”，与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形成了反差，我们的人类学还是中国学。这点我觉得有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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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7 问：你讲的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对于英国和美国两大不同的人类学传统，我们的同学们将来选择的时候也是会有所考虑的。现在好像美国的人类学更强势，发言权比较多一点，特别是美国的四大块。但是中国人类学比较像英国人类学。你说英国人类学是“国际学”，中国人类学是中国学，中国人类学到国外做田野调查的很少。对于这一点，现在我们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学生中外语比较好的，比如我们学泰语的学生，现在已被派到泰国去做田野调查。据说广州那边的人类学系将来要把东南亚这一块涵盖进去，它也需要准备人才，语言方面的人才很重要。我觉得你这个讲得非常有意思。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和大家谈谈，那就是，你在英国所受的博士训练和你在中国所受的硕士训练，你觉得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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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29 答：我读硕士研究生时，中国人类学学科还在重建；80年代提倡人类学的导师们，基本上是所谓的“南派人类学”的传人。“北派”则涉及不多，主要在社会学中谈，在人类学中谈得不多。当时的学科建设运动对我的熏陶和影响是很深的，但我们读的书相当有限。在少数读过的人类学书籍中，我崇拜的有台湾李亦园先生所写的一些论著，及他主编的诸如《文化人类学选读》（台湾食货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教学参考资料，这些都是我们特别爱看的东西。我们后来和乔健先生有接触，但对他的著述，当时了解得少些。除此之外，我们也读到一些英文的人类学论著，特别是教材。我当时对心理人类学有兴趣，读了米德、本尼迪克特、卡丁纳的书，还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札记，尽管很初步，很粗糙，但是一种努力。硕士期间，我的专业方向属于中国民族史，这个方向，厦大有硕士点；人类学硕士，则要去中山大学答辩，我考的是“中国民族史”。老师推崇人类学，所以鼓励我们多读人类学书。在学的那两年，我们主要上的课还是民族史，这些课有的本科时就上过了。我曾对古越族的历史有兴趣，学得很认真，但后来全都忘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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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1 1987年10月，我到伦敦大学报到，跟老师接触后，发觉自己所学的已不被承认为人类学。英国的民族中心主义比较严重，它有自己的一套，总以为别人的东西不妥。我在厦大课堂上读得最仔细的就是摩尔根的书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些书，也算是西学之作，曾对英美人类学有很大影响。但到了我去读博士的时候，它们已经被作为历史淡忘了。我课堂发言时，不小心提到它们，老师和同学都会露出讥笑的表情，老师会说：这些都已经过时，你不要再看了，也不要再谈了。不过，第一年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对西方民族主义研究的评论，作为作业，文章用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老师读后，叫我去办公室，对我说我这篇文章有独创，给了A，而且建议修改后发表。也许我的作业已表明，本来这些东西之间就是有历史关联的，特别是关于国族的问题，马克思曾经用阶级理论对之加以批判，而列宁对民族主义的新鲜论述，可以说是一种“后殖民主义”。但是，时过境迁，人类学家在谈这些问题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不去谈对我们来说相对熟悉的理论。不过，从我那篇作业得到好评这件事来看，英国老师还是很开明的，只要你把自己的观点论证清楚，他们就会接受。我在英国7年多时间，此前在中国所学的东西在那7年里是被压抑的。因为我想，要在英国拿学位，就要使自己的论文符合英国人类学的规矩，要是还照原来那套东西去做的话，学位就不保了。我对这个实际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但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经历还是很波折。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我回到英国写出论文第一稿，交给老师David Parkin。没过几天，他召见我，要我重写。然后，他拿出自己的一本书来，解释说，人类学的文本必须是个案研究，不要什么都涉及，意思就是说要“以偏概全”。我的民族志调查工作是在泉州做的，受到当地丰富的历史文献的影响，不可能没有历史感。但是，我自己写得很笨拙，没有把方志学和民族志之间的关系梳理出来，就随便写论文，挨骂也是应该的。我后来采纳了这个意见，重新写了论文，并经过了几次修改才答辩。这个经历，对我是有影响的。刚回国时，我就感到中国人类学要往前走，要国际化，要接轨，要切切实实用经验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来补课。所以，我当时写了不少介绍性的东西，都是讲座前的笔录，主要针对的便是民族志方法。但是，人是一种复杂的、思维漂移的动物，会变化。我就是这样。经过一两年的教学，我在国内继续接触西方论著，认识了更多的西方学者，特别是在参与人类学的五届高级研讨班过程中，请来了不少外国人类学家。在中国与海外接触多了，写海外的理论也多了，我突然意识到这有问题：我们的人类学到底哪里去了？我曾在《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谈到这个问题，但是当时的感觉没那么强烈。这个问题实际可以换个个人化的说法：我原来在国内的所学怎么办？这些年，我觉得英国人类学和中国人类学各有特长，而中国人类学的地区差异也很大，不同地区也各有特长。众多的人类学种类怎样互相配合，怎样相互启发，这是我今天关注的问题。几年前则不同，那时，我更关注学科的规范化建设。我最早投稿到《中国社会科学》的一篇文章，注解奇多无比，当时编辑还不习惯看到这种西式的注释方式，硬要我将其中的大部分删除，剩下零星几条。9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倡导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我也积极参加，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主张中国人类学必须有一定的“语言规范”。这种主张这些年来看多了，大多数学者都已接受，杂志也改头换面了，到处可以看到“匿名评审”这四个字。我这个人有点“反时髦”。在规范谈得太多的今天，我的另一种感受就扩张了。我是越走越觉得中国传统的人文学有其自身的特点，社会科学的规范大抵是英美派的，我走欧陆也多了点，读的书也多了点，发现欧陆传统也有自身特点，跟中国的人文学传统比较相近。这个问题牵涉学术的帝国主义和学术的地方主义之间的矛盾。学术上也有本土主义啊，这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学术可以跟外国的学术完全不同。学术上也有帝国主义啊，认为“你”如果跟“我”不同，“我”就要把“你”灭了。怎么处理二者之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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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3 问：我很赞成你刚才讲的观点。你曾是我的班主任，我到北大参加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是二年级才去的，一年级最后两天我才去。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你当了我四年的班主任。我当时对你所讲的东西感到高深莫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英国的传统、英国的那些概念和规范接触得很少，而你呢，从英国学了7年回来，你当然有大量的资料和东西在你的脑袋里。你的文章也好，发言也好，对我们（当时不仅是我一个人而是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很陌生，我们一个很直接的感受就是“不懂”。当时你的文章我们也读不懂，你的文章一出来就是三万字、四万字。你一定还记得，你给我一篇稿子，叫做《超越文化局限，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那篇稿子就将近4万字。我是反复读了多遍以后，才读懂了前面的序言（约5000字）。所以我后来在杂志上也是发了那5000字，后面的文字我没有发，这正好说明中国的人类学学术传统和英国的传统有很大的差距。我觉得这几年来，你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你的东西一出来，只要我们能买到的，能够看到的，包括你在《读书》杂志上发的、《文汇报》上发的、《光明日报》上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们和我自己都是很关注的。我觉得你现在所写的东西，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读得懂你了，不仅读得懂，而且觉得很有味道。以你写的《人类学是什么》为例，此书的前面一部分，我觉得你把人类学发展史上发生的进化论、功能派讲得非常生动，令人很容易理解，而且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两个学派对人类学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更深入一些。这个转折说明你对两个学术传统，把东、西方人类学的学术体系融合在其中了。我以为你可能起到了这种融合作用，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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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5 答：这个我不敢当。你刚才批评的我也该自我批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变化是正常的。你在某一个阶段，会觉得你没办法脱离某种文风，本来应该说得更清楚一点的，或者说文字应该更汉语化点，结果写得不三不四的。对这点我觉得我应该反省。后来，我之所以写了那么些小文章，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可以说硬着头皮碰到一些东西之后，才对它们有体会，现在又将这些体会表达出来，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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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7 问：你在英国7年多，回国后又工作了11年。我从个人的观察来看，你对人类学大体上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而且正在不断地产出，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反吐”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建构我们中国人类学非常重要的材料。能像你这样做的人，我相信今后一定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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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3239 答：这又不敢当了，但是我自己要是没有这种理想，就不可能这么写东西。若说我有什么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个人的，我刚才提到了这点，另一方面是“外在的”，大家知道有不少批评我的学者，他们促使我更清醒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学科该怎么做。此外，包括我对别人的批评，对我自己也可能是一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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