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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以为学生有权力追求思想的真正解放，不要落入任何表面上新的“主义”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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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类学你学得多一点，就解放得多一点；你学得深一点，就解放得彻底一点。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没学好。我们不断在学，不断在看书，不断在买书，不断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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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王老师，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论文，想就此提几个问题。原来选定的课题和王老师做过的仪式调查相似，你在博士学位论文里面已经做了，你从历史人类学出发，由历史、文化和权利三者搭建起来了一篇文章。我这次下去后，当地知识里面有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结合你的历史人类学对我的启发，我就觉得整个的师公队，包括师公戏，好像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之前的因为“文革”都断掉了。然后那些老人和当地的精英在80年代后重新共同创造，或者一部分人建造，总之是接受了这种全新的东西，然后人们就认为这是以前的传统了，认为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干的。这就好像是一种集体失忆。还有管师公队的头儿，他同时是一个国家干部，他唱的却是当地人最喜欢听的五代同堂、六代同堂。他一边抓计生一边鼓吹子孙多的好，当地的人喜欢热闹，喜欢人丁旺，他就唱这个，唱三天三夜的大戏的时候就是要唱这个，唱4个小时。他这个人、这个身份在这两者之间或者更多重的关系之间游走的时候，他是如何进行平衡的？也许这不仅仅是他自己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一个剧团，有经济上的原因，有地方上的原因，有文化上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一种传统的东西现在就那么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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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两个问题中，后面一个问题我曾经探讨过。为什么一种文化会复兴？为什么与现代化相反，有一种历史回潮？我认为原因是文化的生命力比政治、经济的生命力要强。要说明这个力量的强弱，有个具体的方法。举一个例子吧，在农村你能见到一些老人家，他们的年龄其实已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年龄。一个人的历史超越了政权历史的时间，表明他承载的文化可以代代相传。他可以传给他的子孙，在外面不能说，但是他可以在家庭内部说。传统的复兴还有其他原因，我觉得现代性的软弱是其中一个。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对个人来说，现代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而这种社会为我们提供的克服风险的机制是专家主义的，专家主义实际上没有提供一套克服风险的完备知识。因而，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和传统仍然是有生存空间的，甚至这种空间还在扩大。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现代社会依靠科学能够彻底克服风险，我们没有意识到风险包括天灾和人祸，有的是自然造成的，有的是社会造成的。用科学消灭宿命论，是容易实现的，因为宿命论是社会的产物。对于这些问题，人类学的解释更值得关注。人类学认为，神话比历史重要，为什么？神话是没有时间的，它是超越时间的，时间不断流逝，而神话是永远流传。对于变迁来说，时间如果说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动，那么，神话则保留着一种绵延性，与时间的变动构成反差。我以为，今日的传统复兴，恰是在这个反差中获得价值和意义的。这与你的论文选题在精神上是相近的。至于说演戏的人怎么保持一种平衡心态，他们为什么有生存的合理性，保证他们可以生存？我以为可以用前面说到的“传承”来解释。另外值得考虑的还有一些制度性的因素。我认为仪式表演群体的复兴与地方社会中的传统复兴不可分割，是相辅相成的。那它们共同创造着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地方公共性。这种公共性在历史上即已存在，比如，“土改”以前，我研究过的村子都有公田和与之相关的祠堂、庙宇。“土改”时，这些公共的土地被平分了，土地变成了国有—私有相结合，地方公共性被压抑了。现在一些地区出现传统的回潮，与这种地方公共性的重新建构有密切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土地制度史变迁的某种民间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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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多钟头，王教授下午还要作文化生态学的讲演，需要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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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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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谈于2005年3月17日上午在南宁市凤凰宾馆的客房里进行，徐杰舜问，王铭铭答，参加访谈的还有广西民族学院研究生杨清媚、林敏霞。本文由杨清媚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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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杰舜（1943～ ），男，浙江余姚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学院教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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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铭铭（1962～ ），男，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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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历史人类学与“文化中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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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张应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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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个一个民间档案文献，经过历史人类学田野经验的解读，马上就可以“活”起来，而“活”了的民间档案文献有助于“文化中国”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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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人类学；文化中国；清水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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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张应强博士，我很早就想采访你了。如今有幸在银川得到这么一次机会。我曾和周大鸣老师讨论过中国人类学流派的特点，当时我就想，张应强很可能是继承了“南派”，所以成了这么一位温良恭俭的君子。后来我也一直关注着你，最近看你出了一本书，图文并茂，我就想，啊，张应强终于出来了！我也听周大鸣老师几次讲，以后想叫张应强来挑点重担。这次在银川，我本来想请周老师来讲中大的人类学系学科建设，他因有事不能来了，但他马上说，请张应强老师来吧。我说，好啊！我不知道原来你已经去西藏民院支教去了。这次有幸能在银川长相忆宾馆见面。你为这次会议做了很多工作，昨天你作为观察员发表的评论很精彩。所以就有更多人注意到你了，我想先请你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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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老家是贵州黔东南剑河县，苗族。但我出生在黔西北，因为我父母在这边工作，后来就在这边念书。1983年我到中大人类学系念书，中大毕业之后，1987年去中南民院念硕士，有5年待在那里。1992年9月我从中南民院调回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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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你毕业后在中南民院留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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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啊，其中一年是到湖南芷江去锻炼。没有那个锻炼，也许我不会想到要走。因为当时导师和系里面、所里面的领导一直比较关照我，也对我有很多的期望。但我还是走了，当时中大也正好比较缺老师，算是个机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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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机遇很好啊。那时候是谁当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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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当时是黄淑娉老师。1993年顾定国他们过来，做都市人类学比较研究。从那时开始，我算是在做一些调查研究。后来很多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也曾经考过我们系的在职博士，但没有考上；隔了两年，我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跟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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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哦，你这个学科结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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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跟当时我自己的一些思考有关系，可能也是因为慢慢地长大一点了吧。在做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时候，我受到了最大的启发。在珠江三角洲做调查的时候，我感觉到最后使不上劲，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若干年之后我才领悟到，其实可能是我对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情况、背景了解得比较少，这样就很难说清楚它现在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了。现在回过头想一想，我是很偶然也是很必然地走向了历史学——主要是明清这一段。因为明清这一段，往后一延伸，就到了我们做田野调查这一块，这其实是个很自然的过程。从1998年开始，到2003年，一共5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觉得读得很辛苦。因为我完全没有历史学的背景，不懂得怎样去处理史料，但是慢慢地进入，有过很多欣喜，也有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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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既然你是陈教授的博士生，那么我想请你谈谈你师从陈教授的学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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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几个师兄弟实际上都是陈春声老师、刘志伟老师他们两位和后来的程美宝老师的门生。他们都爱开玩笑，都有一个大的观念，我猜这种观念是从科大卫那里传过来的：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嘛，第一年是师生，第二年就是朋友啦。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应该去关注那个问题，而不是注重太多的烦琐的礼仪。这几位老师都很容易亲近。连着几年，每年夏天，我们都有一次参加田野工作坊的机会，去江西啊、广东啊、海南啊，还去过一次韩江流域——从梅州出发，一路转过去，最后到潮州。这些田野工作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参加的基本上是两拨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他们经常会有“吵架”的事，在里边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未必是要争论你“是”还是我“是”的问题，而是我从我的角度看到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你必须要正视我看到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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