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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全国各个兄弟实验室合作时，我基本上采取比较超脱的态度。我们实验室在若干年前，跟别人合作一段时间后，就被别人一脚踢开了。踢开就被踢开，我觉得无所谓，因为合作是应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有些人跟别人合作了，别人上去了，别人发了好文章，他会觉得：哎，我嫉妒，他抢了我的东西，本来这个东西该是我的。我是觉得我们不应该这么看。我跟李辉说过，这东西本来我们要花钱花时间做的，现在有人帮我做好了那多好啊。然后我们把他发表的数据拿过来放在一起，会看到更多的东西。与其说一个人拼命干把大家都压下去，还不如大家一起上；大家一起上了之后，整个学科就发展了。上去了以后你觉得你有本事，可以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再去竞争。我们没有必要把别人压下去后，在一个低水平上竞争，否则学问永远做不好。所以，我觉得最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这批学生，当然学生有成功的也会有失败的，但是，从我内心的标准来看，我觉得我的学生成功率是蛮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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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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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00%做不到，永远做不到。但是有的学生，你让他这么做，他做不到，实际上有一小部分的学生被我这样一种训练方法给害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你需要“喂”他，不“喂”他，他做不了事情。但是呢，那批最好、最优秀的学生，你越“喂”他，他越做不好。那我索性就不“喂”。像“澳泰”这个课题，从头到尾，正如我今天在介绍时说的，实际上是李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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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与你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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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话又说回来，我指导他什么呢？这课题从头到尾他知道的比我多。我只不过给了他一些方法上和方向上的指导。他跟我讨论，我就听。听了以后，我就凭我的感觉告诉他，这个东西有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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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就是，每个方面都是我和学生讨论得出的。“澳泰”方面，我们实验室从决策到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听学生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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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生民主，这个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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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课题，学生有很大的发言权。实验室管理那是另外一回事，学生工作好不好、工资是多少、怎么去考评，那是老师的事情。像我们实验室有那么几个老师，像金建中老师，在管理上做得非常好。当我不在国内的时候，卢大儒老师担负了指导学生的工作。卢老师人极聪明，直觉相当好。而对外联系，就是钱老师的事情。钱老师自己是搞植物的群体遗传学，搞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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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我觉得你这样一种教学方法或模式既造就了学生，又使自己学术做得很好。团队团结在一起，又把学术做好了，这是一举多得。我觉得这样呢，不像有些人，什么东西都怕学生占了便宜，什么东西都想自己拿在手里，而他又做不了那么多。我觉得你这种模式、这种培养学生的方法，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再就是你们这个方向，人类生物学的方向，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我知道为什么李辉的文章要保密。因为这个东西放出去就不得了，包括张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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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们好的课题不少，不止他们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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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样的话，你们这近8年的“抗战”吧，把你们的学术都锻炼好了，在国际上别人都很难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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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国际上，尤其是东亚这块，我们比国外的学者有优势。我跟国外的同事谈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这个你做不过我们，为什么呢？我至少会说中文，你不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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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啊，所以我觉得最近20年人类学在中国重新恢复并取得发展是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我觉得2008年人类学世界大会上你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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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的，我们一定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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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必须要做，我多次向2008年人类学世界大会组委会的一位领导介绍你，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次李辉邀请我来，我发现如今分子人类学在国内、国际上能做这么好，跟你的学术素养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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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您过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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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没有啊，如果你没有东亚这片土地的学术灵感，可能就放过这个课题了。可能看到这个东西的人不止你一个，而做出来的，只有你。倒过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请介绍一下你的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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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数学上的背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同时我的运气也很好。我是上海格致中学毕业的，上海格致中学原来最强的学科是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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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哪一年进入的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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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1979年进入高中的，1981年毕业。我原来的梦想是做数学家，后来，父母觉得，或者社会上也有同样的观感，就是搞数学的人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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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际上是最聪明的一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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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呀。他们希望我考医，所以生物学是个很好的选择。但是进入生物系后的第一年，说老实话，我觉得我学得很烂，主要是思维方法不适应吧。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机会，木村资生的中性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提出来的，做得如火如荼。进化中性说研究中用到很多数学模型。复旦有位庚振诚教授，去过日本当访问学者，回来后他说中国应该做这个东西，那个时候这是遗传学的前沿之一，但是对数学要求相当高。谈家桢先生、刘祖洞先生和庚先生觉得复旦应该培养一批学生来做这个东西。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有一个研究生、一个二年级的大学生，还有两个一年级的大学生，我是其中一个一年级的大学生。他们从数学系借了徐家郜老师，徐老师也是留日回来的，开始教我们数学。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双学位制，但徐家郜老师是将我们作为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的学生来培养的。我记得二年级的时候，我一周上39节课，基本上没有什么空余时间，但是后来回过头来发现学的那些数学知识确实有用。后来我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刘祖洞先生就希望把我送到木村那儿学习，本来都说好了，但是木村后来没找到经费资助。刘先生就把我送到根井正利教授那里，他也是做中性学说的主要干将之一，当时他在休斯敦，我就过去了。我是联合培养的学生，在根井教授那儿学了不少东西。那个时候，休斯敦是进化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的重镇，里面的学者被称为休斯敦学派，在群体遗传学和分子进化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在将近20年里，这些领域很多重要的工作都来自休斯敦。所以，我先是有机会去学习数学系的课程，后来又有机会去休斯敦做群体遗传学，受到了很严格和系统的训练。我是很幸运很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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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群体遗传学是这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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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井正利和Cavalli-Sforza（我在Stanford的导师）两个人在学术上意见不一。我到Cavalli-Sforza那边去做博士后，根井不是很高兴，希望我去他那儿进一步发展。但是我想当时休斯敦是一个学派，我应该跳到另外一个学派去看看，看看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的观点和休斯敦的为什么不一样。走到另外的阵营去后，我发现我的收获非常大。确实两边的思维方式不同，现在看来我基本上是这两边的中和。Stanford有很明显的“大胆假设”的特征，休斯敦学派则有更多的“小心求证”的味道。我们在复旦的实验室现在就力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综合。您可能注意到了，我们胆子比较大，什么都敢提出来。我们并不以这个领域的主导想法给我们的科研设限，我们去追求本原的东西，就是从本原开始想起，大胆假设，然后回过头来找证据，就是小心求证。光有想法没有求证的过程的话，东西是立不起来的。要想东西立起来的话，一定要小心求证，我们实验室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条思路去走的。对我自己来说，这种经历很重要；对学生的发展来说，最好的做法就是他们毕业以后赶紧早早地赶他们走，鼓励他们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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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让他们换一个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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