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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平跨居”文化机制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环境、历史、文化等因素,具有历史偶然性。我们现存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中,众多的跨国民族不可能完全实现文化机制的“和平跨居”,相反,政治机制的“和平跨居”模式将长久地存在,并广泛地发挥作用。国际社会契约机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预防、平衡机制。纵观全球,可以说文化机制是一种特殊性存在,而政治机制是一种普遍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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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地区是一种自然长成的“和平跨居”文化模式,其族缘政治关系将逐渐与彼此的“国家关系”即“国族关系”相一致,甚至完全重合,其跨国民族文化特质与彼此的国家主流文化“同质化”、“匀质化”的进程将不断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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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讨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新的理论问题。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是学术理论的大胆创新,能否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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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了您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您对跨国民族的研究有着很深的造诣。我想知道,您是如何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这条学术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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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知道,我是在新疆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成人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新疆人,对那里有着永远也无法割舍的感情。我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我父亲是武警,母亲是工人。我是我们家族中的第一个博士。我的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专都是在新疆读的。1983年中专毕业后,我在福海二农场中学工作了5年。1986~1988年,我完成了新疆大学英语大专自考班的学业。1988~1990年,我在阿勒泰市一中工作。1990~1992年,我在阿勒泰市政府文化局工作。1992年我考取了西北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从此离开了新疆。当时招收研究生的名额很少,我那一届我们学校这个硕士点只招收了我一个人,我向导师郝苏民、郗慧民两位教授提出了提前毕业的要求。后来经过国家民委的批准,我在两年内完成了所有学业,后曾在兰州民百集团公司工作了6个月。1995年,我离开甘肃,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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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之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从小与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小朋友一起长大,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丰富的感性认识;二是我在阿勒泰市文化局工作期间,接触到一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整理的工作,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就读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哈萨克族原始宗教的;来广西工作后,我在张有隽老所长的建议下,曾经参与了《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课题组的研究工作。我现在的研究方向,是1998年考取兰州大学博士后,师从马曼丽教授专攻跨国民族研究方向后确定的。当然,这个研究方向与边疆民族有关,也许是我潜意识中存在浓厚的边疆情结,因此,我把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转向了跨国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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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面的理由之外,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有一个自己的想象。我认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是一个富于浪漫、休闲及冒险色彩的工作,是一个可以满足喜欢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我是一个喜欢看风景的人,因此我要选择这样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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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否真的像您想象的那样,这个学科是可以满足看风景的人的需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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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并不尽然,如果只做科研不做教学,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我只能说,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冷暖心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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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是讲授人类学课程的,您是否能够结合自己丰富的社会阅历,谈谈个人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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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出生的,也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小时候我真的没有读多少书。1980年高中毕业后我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期间曾经和几个同学骑马巡护农场的沙枣林,防止有人上树拔沙枣破坏树木。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还到很远的二队去守夜看护粮场,那时我们拿的都是真家伙,骑马、打枪都不在话下。那时候很苦,骑马把大腿都磨破了,收苜蓿籽把手都磨破了。夏天抓鱼,冬天套兔子,帮家里改善生活。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同学的铁把冲锋枪走火,打穿了另一位同学的臀部和大腿,险些酿出人命。这些艰苦环境中的成长经历,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团队精神。我想,我们那一代人都因此而受益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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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中学教师、政府职员、企业员工期间,我都努力做好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是否胜任工作,不单是个人能力所决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态度和责任心决定的。现在当大学教授是我过去从未想过的,但是当我决心要做大学教授的时候,我就真的做到了。个人的家庭环境和社会阅历,对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亲从小对我的严格教育,以及成长中走过的风风雨雨,对我今天的做人、做事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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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讲课中常常激励学生不要怕成长中的困难,不要怕吃苦,要学会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生活,要学会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相处。当我们走过了困苦,当我们理解和适应了社会,我们就会追求更高的超越,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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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广西民族大学近年来在民族学学科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您个人发挥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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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像中国所有的民族大学一样,凡是以民族名义起家的大学,首先都会涉及民族学学科的建设。由于大学所在的区位不同,不同的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广西民族大学立足广西,面向东南亚,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民族学学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壮学、瑶学和中国南方与东南亚相关民族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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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发展,长期以来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已初显良好的发展前景。在老一辈学者中,代表人物有陈衣、张有隽、范宏贵、万辅彬、徐杰舜、周光大等教授,还有已经去世的姚舜安、程方等教授。他们为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的培育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出了李富强、玉时阶、谢崇安、龚永辉等一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当然,你和我也在其中。近几年我们又培养和引进了一批年轻的博士、教授,学科建设发展后劲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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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来到广西民族大学工作后,我得到了张有隽、范宏贵等教授的多方帮助。他们的帮助使我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01年我开始担任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2003年任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虽然当了领导,但我个人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我个人只是努力做好服务工作。因为整天忙于行政事务,这些年我没有取得多少有分量的成果,很惭愧。不过这些年来我们学科建设的整体实力有了大的提高,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学术团队已经形成,现在我们的学科建设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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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了解,您已经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的资助,将前往爱尔兰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研究。我想知道,您的留学计划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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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2006年我就获得了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准备前往爱尔兰进行访学。但由于工作繁忙,我不得不推迟了访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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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6年开始关注跨国民族问题,由于长期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我注意到了跨国民族问题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存在,它在亚洲、欧洲、美洲,在第三世界,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屡见不鲜。但同样的问题,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表现却不完全相同。有些非常敏感,有些却相当平稳。当我研究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相关跨国民族问题后,便产生了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尤其对西方国家相同问题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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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6月,我应邀前往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高访,感谢艾伦·麦克法兰教授为我在英国期间提供了非常好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后来,我前往北爱尔兰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Liam O. Dowd教授的介绍下,我了解了他们建立的跨国研究中心(Cross-border Centre)的基本情况。他们的研究大多依托行动项目专门从事合作研究。英国一些大学还开展了前沿的“和平学”研究。他们的研究工作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我产生了进一步考察英爱边境地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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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顺利地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之所以选择前往爱尔兰访学,不仅仅是因为我关注英爱之间的跨国民族问题,主要是想借此项目,以东方人的视角,打开研究西方社会跨国民族问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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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对跨国民族“和平跨居”的研究,是否有更多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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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跨国民族研究是对国内民族对象研究不断深入后,逐渐深化出来的研究领域。在现代民族国家架构下,跨国民族是一个敏感的研究对象。有些学者甚至不承认跨国民族的存在。我这里不想讨论,但我个人始终认为,从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看,跨越现代国家边界的文化族群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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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跨国民族,不应当只关注敏感的问题,不应当只关注冲突、对抗、暴力等,更不应着力渲染跨国民族的政治化倾向,因为任何把文化群体极端政治化的言论和行动都是极其危险的。我个人认为,在当代世界国家体系结构下,国家已经进入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时代,以建立新的国家为终极目标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已经没有了太大的生存空间。跨国民族研究应当把和平作为可以超越彼此民族国家界线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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