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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您是“借寄”在别的专业里，继续学习社会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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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那时，我太想学社会学了。当然，工作多年的人，对读书的机会也倍感珍贵。所以，研究生我是很用心读的。我虽然对本专业没有学得特别好，但是有两个方面的训练对我后来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一是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等通读了一遍，我想知道马克思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但那时确实不是很理解那些经典文献，只是把“书路”走了一遍。在西南师大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我是一句一句地读的，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我自己感觉我真正理解马克思是到了美国以后，看到了美国这样的“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并且经常与美国朋友讨论后，才明白的。二是学习了伦理学。因为唐老师是搞伦理学的，所以我把伦理学的东西好好地看了一下，阅读（有的是浏览）了他当时的全部作品。现在，我对我的研究生说，你们要想有所突破，就必须首先突破我这个“绊脚石”——不管我是一座高山还是一块石头，我就在你们面前“绊脚”，你们必须超越我。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重庆的另外一个收获，是对区域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了解。四川的巴山蜀水养育了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所以在重庆的三年，我现在想来，还是有很多的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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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农村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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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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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当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两个单位招社会学博士。社会学研究所只有陆学艺先生一位导师招博士生。陆老师是搞农村社会学的，那正是我喜欢的领域。我跑到社会学研究所去，正好沈原老师在，我们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感觉很好。我也见到了陆老师，他送了我两本书。这样我就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被录取后，因为那年增加了几位导师，所以，我最后是随张琢先生学习中国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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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吴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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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的，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盛泽“丝绸经济圈”的发展研究。中国的区域发展是不平衡的。历史上，江南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税赋也主要来自江南地区。进入近代以后，上海开埠，江南得上海开埠之便捷，所以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发展得很快。我的家乡吴江在太湖的西南岸，历史上属于苏州府（后来的苏州地区/市），与嘉兴、湖州相邻，是江南的鱼米之乡，并形成了种桑—养蚕—缫丝—织绸—丝绸贸易这样的农副工贸传统。近代采用机器生产以后，农村地区传统的丝织业大多衰落，如以丝市闻名的南浔、震泽，以及以绸业闻名的濮院等，历史上的丝绸业风光不再，但唯独盛泽，不仅绸业得到了发展，而且随着原料由天然丝到合成化纤的拓展，以化纤为原料的丝织业得到了极度的发展。所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实际上是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丝绸圈”的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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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有不少原创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比如关于“技术傻化”的观点就非常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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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做农村研究的学者，特别是关心农村技术进步或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学者，觉得“技术傻化”的概念很有意思。关于农村技术进步的文章是我在多年前发表的，但我“炮制”的一些概念现在还时常被人提起。2008年我在长春的社会学年会上遇到一位农大的老师，他还问我有没有继续在做“技术傻化”的研究。我说除了那个续篇《技术傻化的社会学阐述》，我没有写新东西。另外，我的一个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以“傻化技术”为主要切入点完成的《“土专家”的傻瓜技术及其效益》获得了第十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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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看来您原创的“技术傻化”概念还很有生命力。另外，我也注意到了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人民公社遗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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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苏南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工业发展与早期的人民公社制度有继承关系。比如，人民公社组织的集体生产的劳动制度，我称之为“准工厂制”，后来很好地延续至社队工厂/乡镇企业里。细节我就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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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很有意思的是，您用了生产队时期的工分记录，对当时的劳动进行了量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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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觉得工分记录是很重要的一手文献资料，有许多可以开发的内容。在中国，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区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高密度劳动投入往往是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因素，而20世纪70年代工分记录恰恰提供了非常精确的量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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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我注意到，《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常务副主编吴增基教授在为您的专著《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写的书评中，对您的研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书中有不少的观点或概念具有原创性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如对水域污染的分析与解释，‘准工厂制’的提出及对人民公社遗产的客观分析、农村技术进步机制的探讨、‘傻化’概念的提出，等等。”他还说：“我认为他所原创的‘傻化’概念是具有很强学术生命和学术价值的，而关于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则将成为后人研究国内环境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重要参考文献。”看来他的预测很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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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关于水污染的社会学解释那篇文章，正如吴老师说的，它大概是国内关于水污染社会学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文献，现在几乎成了环境社会学专业做水污染研究必读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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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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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那时是研究发展、研究现代化的，但社会学专业与经济学专业不一样。从大的方面讲，经济学关心效率问题，社会学关心公平问题。所以，作为社会学专业的人，我不仅会关心经济增长中的人与社会，也会关心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当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在一般现代化进展中，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但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南的贫富分化问题还不是很突出，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但水污染的问题已经存在，部分地区已经凸显了。与贫富分化问题不同，水污染问题被某些特别的因素掩盖起来，所以当时几乎没有人从社会的角度去关注和探讨水污染问题。我当时是把水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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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您的关于水污染的社会文化研究开了此类研究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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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即您前面提到的那本著作，一共有7章，其中有2章，即第二章“圩田系统”和第七章“生态失衡问题”是关于水环境与水污染问题的。后来据此内容改写的文章《水域污染的社会学解释》，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如果在网络上搜索一下，您会发现它的引用率确实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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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还有一篇关于劳动力流动的文章，也被广为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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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北京期间，我除了参加社会学研究所老师的课题研究外，还参加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杜鹰研究员和白南生研究员主持的福特基金会“农村劳动力流动”课题的研究。参加这个劳动力流动课题的研究，让我收获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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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博士毕业后，您准备继续做水污染的研究，所以就去了河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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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是被建构的一个话题。河海大学是一所以水研究见长的大学，我现在又在做水污染研究。所以我经常被问起，因为我在河海大学，所以我做水污染研究。如果问我什么是“社会建构”，我想这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我满腔热忱地做了几年苏南的发展研究，感觉如果再继续做很难有新发现了，所以我想尝试个新的领域。我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我跑到河海大学移民研究中心，准备做三峡移民的研究，或者说准备做水库移民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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