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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小皇帝”、“小太阳”主要指向的是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反映的是独生子女家长（包括父母和祖辈）在日常生活中溺爱孩子，以及在智力发展上望子成龙、拔苗助长、期望过高的现象。它既涉及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影响了独生子女的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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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谈谈独生子女家庭的特点。因为认识和了解独生子女家庭的状况和特征，是我们理解独生子女与社会之间种种关系和种种独生子女现象的前提。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湖北5个城市（武汉、黄石、沙市、仙桃、云梦）的15所小学1342名小学生家长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时中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中80%左右都是仅有父母和子女两代人组成的三口之家，且与其祖辈家庭保持着单独居住、频繁往来、同地而处、分而不离的关系。独生子女家庭的中心出现了向子女倾斜和转移的趋势：一方面，孩子自一出生就成为整个家庭关注的中心；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消费明显偏重于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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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家庭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也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产生了影响。首先，父母的家庭角色从抚育者和教养者向教师、合作者和大伙伴等角色转移，亲子关系更趋紧密和平等。就小学教师而言，他们也普遍感到自己的角色、职责、任务和工作发生了改变。比如，与独生子女家长的角色中增加了教师角色成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小学教师的角色内涵中增加了家长角色的成分。特别是，小学低年级教师不光要对学生在校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管理和教育，常常还要对学生在家中的行为和表现进行管理和教育；不光要管理和教育学生，常常还要管理和教育家长。在与学校及教师的沟通上，家长也比以前更为主动了。还有，在学校教育方面，针对学生的兴趣班和业余班以及针对家长的家长学校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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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家庭及教育的变化并不能说明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存在更多的问题。我在对湖北5个城市的调查中，请家长对反映学生性格的10个方面进行了评价，以测定独生子女在家长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我将这种评价与非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的评价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父母眼中独生子女的形象并不具有比非独生子女差，他们无论是在性格特征、行为习惯方面，还是在学习、思想道德和身体健康方面，都与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其中许多方面（如学习和思想品德）还明显优于后者。所以，对于独生子女的各种消极看法，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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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介绍的是独生子女早期的一些表现和特征，那他们在进入青春期之后是否有一些新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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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曾经在1996年和1998年共做过4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主题与1988年湖北5个城市的调查相同，都是测量独生子女的社会化结果。1996年的调查地点与1988年的调查地点完全相同，但调查对象是13～18岁的中学生。1998年则是按照地区分布和城市类型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成都、南宁、兰州、哈尔滨、廊坊、武威、吴县、安达、德阳和鄂州这14个城市，分别对中学生以及小学生的家长、中学生的家长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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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的考虑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想用同一主题的纵贯调查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因为1988年调查的时候，中国城市的独生子女基本上处于小学阶段，而1996年和1998年调查的时候，这批孩子正好13～18岁，也就是说他们分别处于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年龄，同一主题、不同年份的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独生子女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和特征。第二，1988年调查的时候，中国的独生子女多处于小学阶段，资料的收集多来自家长和教师，研究对象及其他对象的多角度评价较少，所以后来的研究想补充考察一下独生子女的自我评价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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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际调查的数据来看，总体上而言独生子女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基本一致，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远远多于不同之处。在同龄非独生子女的参照系下，在研究所涉及的经验指标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是正常的，他们身上并不存在与普通同龄人大不相同的人格缺陷，他们并非一代“问题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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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从社会化发展的具体方面看，两类青少年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四点。一是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的明显缺点，此外还有“动手能力差”和“责任性差”等不足之处。二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10岁左右是两类孩子差别最大的时期，低年龄时两类孩子在这方面的差别不大，到高年龄时独生子女的生活自理智力比非独生子女低。三是在社会交往方面，独生子女的能力更强，发展得比同龄非独生子女更好。四是在未来的职业期望上，独生子女希望从事知识类型的职业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希望从事有一定危险性职业的比例则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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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注意到您所进行的这几次大规模调查研究都是围绕城市独生子女展开的，这主要是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呢？另外，您在上面的回答中提到了“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这样一个概念，您是如何界定这个范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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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两个问题都与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关。我们在研究和探讨独生子女问题时，需要对独生子女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因为正是这种规模和分布构成了与独生子女相关的各种问题和现象的客观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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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口统计数据，学术界对独生子女人口的确切规模也存在争议。我查到的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统计的数字，1979年全国第一次有正式的独生子女人数统计，当时的人数为610万人。到了10年之后的1988年，独生子女人数达到3415万人。需要说明的是，国家计生部门统计的独生子女人数指的是所有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但是这一统计数字到了1993年以后，就不太可靠了。因为国家计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中对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就不再进行统计，因而1993年以后所公布的独生子女领证人数是已经去掉了年龄超过14岁的独生子女后的人数。正因为如此，到了2002年，公布的领证人数只有5600万人左右。我在2006年曾经进行过推算，认为当时中国的独生子女人数大约在8300万～9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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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独生子女总人数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分城乡的独生子女人数问题。一方面，中国城乡两类社区的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差别相当大，另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在城乡社区中的执行情况也存在巨大的差别。因而，按城乡的独生子女统计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可惜的是，这种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停止了。我们只能从现有的相关统计数据中进行有限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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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时，城、乡两部分独生子女的比例就由1979年时的30%和70%，变为70%和30%。根据1988年以来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和农村中实施的不同情况，我估计目前两者的比例可能会按这个趋势进一步变化。虽然整体上农村人口的比例较大，但由于农村独生子女领证率远远低于城市，全部独生子女中农村独生子女所占的比例增加不会很大，而城市中独生子女的领证率基本上保持在90%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因此，我估计目前城乡独生子女的比例可能会在原来70%与30%的基础上朝着城市比重进一步扩大、农村比例进一步缩小的方向发展。按照2006年我对中国独生子女人口总数的推算，在8300万～9000万独生子女中，大约有7000多万为城市独生子女，1300万为农村独生子女。因此，可以说，城市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是中国独生子女问题及其研究的主体，这也是我选择城市独生子女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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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答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第一代独生子女如何界定。我认为独生子女人口的批次或年龄层是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准。因为人们在探讨中国独生子女的时候，往往是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但实际上他们内部存在不同的批次和年龄层。考虑到1979年国家第一次正式统计的独生子女中不仅有1979年当年出生的人口，还有大量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主要是1975年以后）的人口，所以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将出生在1976年至1985年之间的独生子女界定为第一代独生子女。这里的“代”并不是人口学意义上“人口再生产”中的“代”，而主要指的是独生子女政策所产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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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代际划分呢？或者说，第一代独生子女与后来的独生子女相比是否存在某些重要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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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的确，第一代独生子女与之后的独生子女有很大的差别。第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时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几乎完全同步。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真正与中国改革开放一同成长的一代人。第二，他们是在中国没有“政策性独生子女”的大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第一代“政策性独生子女”。第三，第一代独生子女是当时同龄儿童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同龄人中的特殊者；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独生子女出现时，独生子女的比例已经越来越大，他们在比重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非独生子女。此时的独生子女们不再是特殊者，反倒是那些为数较少的非独生子女成了稀有者和特殊者。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差异，使得发生在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问题，首先是发生在第一代独生子女身上；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首先是由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所面临。可以说，第一代独生子女以及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是在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中最先“吃螃蟹”的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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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独生子女划分为不同的代际，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第二代及之后各代独生子女出生时整个社会大的环境和社会心理已经与政策实施之初有了较大的不同，特别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我们知道，与西方国家中人们相对自愿、主动地选择只生一个孩子不同的是，中国社会中人们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相对被动一些。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调查结果表明，愿意只生一个孩子的比例基本上在25%以下。它实际上表明，尽管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广泛开展的计划生育工作为人们在较短时间里普遍接受新的生育政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的生育意愿来看，这种基础并没有达到使人们普遍自愿只生一个孩子的水平。换句话说，在人们的生育意愿与他们所面临的生育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教育与发展的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产生的特定原因本身就蕴含一种对他们今后教育与发展的潜在影响。而到第二代、第三代独生子女出生时，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同样是上海等城市的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年轻父母希望只生育一个孩子。这种由父母生育意愿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形成第一代独生子女与之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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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按照您的划分，第一代独生子女目前应该介于26岁至35岁之间，大多数人已经步入了社会，那么他们在社会适应性上是否表现出了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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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正如你所言，第一代独生子女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步入了社会，我对他们的职业适应以及社会适应状况也十分关注，因为这种转变不仅是他们从未成年向成年转变，也是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劳动者转变，从出生家庭向定位家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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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看看第一代独生子女的职业适应情况。对于刚刚踏上社会、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员参与到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生产过程中的青年来说，对工作、职业的适应无疑是首先要面临的任务。我曾经在2002年对湖北4个城市（武汉、黄石、荆州和仙桃）600名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职青年的职业适应状况普遍较好，独生子女青年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年的适应状况没有显著的差别。与青年职业适应状况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青年参加工作时间的长短、青年与同事间关系的好坏、青年文化程度的高低以及部分职业类型的性质，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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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研究依据的只是湖北地区的样本，职业适应也只是青年社会适应中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回答第一代独生子女是否适应社会的问题，所以，我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所处地区、类型和规模的不同一共选择了12个城市（上海、北京、重庆、南京、长春、兰州、厦门、新乡、桂林、金华、鄂州、安顺），对1786名青年进行了社会适应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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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的调查结果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际关系适应、恋爱婚姻适应及心理适应这三个方面完全没有差别。在职业适应方面，刚刚成年就参加工作、非常年轻的独生子女，可能会表现出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的不同，但这主要是工龄较短所导致的。在独立生活适应方面，独生子女的适应状况则因婚姻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未婚独生子女的生活适应状况明显不及未婚非独生子女，而已婚独生子女的生活适应状况与已婚非独生子女完全没有差别。从这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独生子女总的社会适应状况与同龄非独生子女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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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前面我们分别谈到了第一代独生子女在儿童期、青春期与成年初期的一些主要特征与表现，似乎所有的结论都表明他们与同龄的非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异。对此，您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来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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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实，独生子女的特点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差异问题，也是独生子女在中国社会出现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国内学术界发表的有关独生子女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中，一半以上涉及独生子女的特点、独生子女的教育，特别是涉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问题。形成这一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迫切希望了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是否与传统的多子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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