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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50 问:您一直认为文化寓于语言之中,那么,对一个民族的语言进行研究,能够揭示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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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52 答:研究文化史的方法很多,通过语言去研究文化史,是其中一种。这些年,我一直努力建立语言考古学这一新的学科。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它带着文化的涓涓滴滴,一路流淌至今。在今天语言的元素中,我们有可能读到祖先的许多故事。如我的一位博士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她研究的主题是“广东藻敏瑶语”,研究中她参考了许多文献,还不能确定这支瑶族是经哪条路线迁至广东的。我当时猜测可能自洞庭湖一带从北到南穿过湖南到达广东,便对她说,这支瑶语中的古代汉语借词,一定借自它沿途的汉族,从这些汉借词的语言特征与周边汉语的比较,可能会得到迁徙的线索。根据我的建议,她从藻敏瑶语汉借词中提取了几个特征,如阳、麻二带圆唇元音,与周边汉方言一比较,具有相同特征的竟是客赣,而不是湘语,说明这支瑶民古代是从江西南下,西折至湘南,最后到达粤北。这使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瑶民说的汉语是客家话,而不是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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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54 语言实在是太普通了,普通得像水,像空气。正因为如此,它又太宝贵了。如果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所以,2003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小组向保护濒危语言规划项目国际专家会议递交了题为《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的报告,文中指出: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慧,因此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每一种语言的消亡必将导致其独特的文化、历史与生态知识的消亡,这将是无可挽回的损失。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对世界体验的独特表述。因此,任何单独语言的知识都可能成为解答人类未来重大问题的钥匙。每消亡一种语言,我们对理解人类语言的结构与功能模式、人类史前史以及保护世界多样化生态系统的证据都会有所减少。总之,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会体验到,随着自己语言的消亡,他们自身原有的民族与文化认同感也将丧失。广西有如此丰富的语言宝藏,我们务必要珍惜,把它们好好地开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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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56 问:感谢潘老师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也祝您桃李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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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58 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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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60 [1]韦茂繁,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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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62 [2]潘悟云(1943~ ),浙江瑞安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上海,邮编:2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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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67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1705972511]
1705976968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老龄社会的人类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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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70 问/郇建立[1]答/莎伦·考夫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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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72 摘要:在过去30年,莎伦·考夫曼教授一直致力于考察美国老龄社会的文化和意义。通过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她曾经深入考察晚年生活的意义、医学文化的转型和晚期病人的临终等重要议题。目前,她比较关注美国生物医学经济学和卫生保健递送体系如何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理性选择。在本次访谈中,她不仅回忆了自己的研究历程,还介绍了当前的研究课题,并指出了老年研究的一些未来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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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74 关键词:老龄社会;老年人类学;医学人类学;老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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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79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一 走向老年人类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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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81 问:1980年,你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伯克利分校获得了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你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老年认同:一种文化视角》。你为什么选择老龄化作为研究领域?你能否介绍一下当时你主要受到了哪些老年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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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83 答:1974年,我遇到了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博士。她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人类学教授。我遇到她时,她正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类学教授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博士——她的导师和同事——一起工作。他们正在创办美国第一个医学人类学博士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拉克和福斯特为研究生“发明”了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事实上,他们创建了一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的博士点。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它是仅有的两个联合校区博士点之一。1975年该博士点招收第一届学生,我就是其中一名学生。1976年,玛格丽特·克拉克出版了《文化与老龄化:老年美国人的人类学研究》[3]。该书运用传统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考察了美国城市的老龄化和人们的幸福感,是美国老年经历(the aging experience)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在该书中,克拉克考察了老年人如何改变了他们珍视的价值观,以获得晚年幸福。她发现,在美国社会,那些适合青年和中年人的价值观,如个体主义、自治、竞争和干劲,并不适合老年人。她强调,老年个体需要调整他们的核心价值观,在任何一个社会机构中,他们都不得不这样做,但没有人去引导他们。她的发现基于对400多个老年人的访谈,其中,一半被访者生活在社区,另一半则因精神问题住在医院或福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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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85 克拉克总结说,要想安度晚年,老年人需要完成五种适应性任务:①要意识到并接受自身身体和精神状况的变化;②有能力重新界定自己生活空间的范围,以便最大程度控制自己的个人环境,同时必须放弃某些角色和责任;③有能力而且愿意替换那些无法再实现的兴趣、活动和关系;④改变自我判断的基础,例如,不能再用生产性工作角色的表现来进行自我评价;⑤有能力修正个体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念,以便让晚年的生活方式具有连贯性、整体性和社会意义。克拉克显然受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与人格研究分支领域的影响,该分支领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常活跃的。她非常关心文化规范如何影响了个体,以及个体如何成了文化的载体。她指出,一个人对后期生命价值的理解,取决于一个社会的理想;许多老年问题都源于老人缺乏晚年生活的规范和未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脆弱的家庭纽带,晚年缺乏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强调生产效率的价值观念,所有这些都导致美国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由于注意到人类学家历来喜欢研究婴儿期、儿童社会化、成年角色和丧葬习俗,克拉克试图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原理来研究老年进程,以及社会如何对待老人。她对老年的文化维度以及文化与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关系的研究,开启了老年人类学研究的大门。她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她的许多著述都涉及晚年生活的文化价值与从属地位,以及美国内城贫困老人和少数族群老人的老龄模式。正是在她的启迪下,我在博士学习阶段特别关注老年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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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87 更宽泛地说,在医学人类学中,克拉克率先研究了医疗实践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模式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在稍后的职业生涯中,随着新的医学技术的出现,她考察了“人性”和“人”的观念正在经历的深刻的变迁。她为下一代医学人类学家研究伦理问题、文化的模糊性、社会变迁的进程铺平了道路。由于医疗发现、技术革新以及文化期待与社会规范的变化,人们关于亲子关系、家庭、亲属、正常的身体、正常的寿命以及死亡本质的传统看法,都变得模糊不清,并经历着急剧的变迁。我考察了她认为至关重要的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领域。此外,我深受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影响,他为老年心理学和更宽泛的生命周期心理学奠定了基础。他的工作为老年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通过完整的生命周期来考察认同、持续和变迁的模型。他提出了一个人的认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晚年,通过面临的危机和做出的选择而不断成长和发展的进程。读者可以在埃里克森发展模型的背景下审视我的研究。我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4],不仅把文化视为一种解释性的事业(an interpretive enterprise),还把认同发展当作一个动态的、持续的生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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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94 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二 永恒的自我和晚年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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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96 问:你的第一本著作《永恒的自我》源于你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这本书中,你运用对60位年龄在70岁和97岁之间的美国人的访谈资料,考察了人们晚年生活的意义源泉。你是如何作出结论“自我是永恒的(不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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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76998 答:1978年,我开始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我花了2年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各行各业的老人,有时一个访谈就持续几个月。访谈资料显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老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自己的实际年龄,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是老人和老年公民,但是,“老”本身并非他们认同的核心部分。他们并不把自己视为老人。确切地说,他们认同自己那些一生中都稳定不变或已经变化的价值和性情。同时,他们通过自身人生轨迹中的重要关系和生活情境来思考他们的认同。他们并没有把上述因素与实际年龄联系起来。英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永恒的自我”这一主题,他们喜欢使用衰老“面具”(the “mask” of aging)这一说法。这一观点假定,即使身体逐渐变老,衰老的身体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自我,因为自我是不会衰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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