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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类学研究不仅要有教育学和人类学的知识，可能还涉及其他学科。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就会涉及语言学的问题；研究少数民族的宗教教育就要涉及宗教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族群关系和族群教育的问题就要涉及政治学的问题。因此，开展一项教育人类学研究往往需要三四个或者更多学科的支撑。教育人类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它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态度、思想和研究方法。这就要求研究者的知识面要广博，还要有建立在广博基础上的理论分析和阐释才可能做到客观、全面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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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请您谈谈研究方法的精致化问题。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涌现了一批方法论专家，并出版了大量著作。这些著作的特点在于综合处理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医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方法论进展，并且把实证主义、解释学、符号互动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和观点融合在一起讨论。从目前来看，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显得单一、不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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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什么是研究方法的精致化？我个人的观点是，一项研究要根据研究问题、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来设计。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涉及多学科，而且涌现出很多不同范式和理论流派。每种范式或理论都有其优点和弱点。如后现代很具有冲击力和颠覆性，但是它似乎缺乏建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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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工作、民族志撰写和理论建构是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不能忽视。我们可以自己得出理论，也可以借助前人的理论解释问题。学术的魅力就在于研究者能提出独到的想法，而不是重复别人的做法，这是衡量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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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精致化的研究如何做到？我认为，首先，教育人类学做个案研究是这个学科的特色，人类学做小个案，社会学做大样本，人类学以“小社会”体现“大社会”。其次，扎扎实实做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我看到的、听到的、访谈到的、体验到的，才是真实的东西，我不相信我五官感受不到的东西，包括对二手资料都要质疑。最后，我们要尝试从多角度，尤其是从别人没有思考过的角度，解释教育与社会文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研究者需要不断丰富理论学养，进行不懈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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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四 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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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从教已经整整30周年，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您60岁的寿辰，我们提前祝贺您的寿辰，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对中国教育人类学未来发展的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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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60岁就是一个甲子，基本上就是人生告一个段落了。到了一个甲子就要想该想的东西。我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耳顺”了，也就是说，今后你们怎么说我，别人怎么挑战我，我都乐于听取，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以后发展的期许，还是围绕费孝通先生讲的五个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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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专业研究机构和培养机构的设置。回顾教育人类学的发展，我刚开始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时候没有人把它作为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一般都是各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人员进行政策性、情况性的研究，学院派基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迈向学术化，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会，创办民族教育研究期刊，这为教育人类学打下了组织基础，它开始进入象牙塔——大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把西方的学科理论引进来，这些知识不仅在民族院校进行普及，而且一些师范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开始有专门人员成立了一些机构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发展还不是很普遍。随着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学科的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知识会越来越普及，我相信教育人类学在全国的教育学院、人类学系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因为学术研究常常会有一个传播上的几何效应，发展越快，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发展就越快。前几天据罗银新等几个同学的统计，我所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有58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其中有7人硕博阶段的学习都是我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人。我想至少有1/3的学生会留在学术圈里，这些人都会是“种子”，他们以后会带更多的学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会把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扩展开去。我相信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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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会组织的构建。有了学会组织就会有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从结构功能理论来讲整体大于部分，当这个学会成立之后，大家就会更有信心和活力，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我相信，大家通过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都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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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业学术期刊、出版物和图书资料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领域目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当代教育与文化》这两种学术期刊，这是我们发表教育人类学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都专门设立过主打教育人类学的专栏或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教育人类学论文；还有陈学金正在做的“人类学与教育”博客，我希望能把它慢慢发展成网站；巴战龙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今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电子刊物。前边做的16期《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是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因故中断了，我们需要有志者再把它恢复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重要的刊物来发展。我觉得必须建设的是专业期刊。最初由李红婷牵线搭桥，巴战龙和海路先后主持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的“教育人类学”专栏，连续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也凸显了年轻学者的活力，但是还很不够，全国有那么多教育类期刊和民族类期刊，开办和常设教育人类学栏目的只是凤毛麟角。陈独秀“发家”就是靠《新青年》的历史，提示我们必须要有学科作品发表的阵地。今年我已经60岁了，该做的已经做了，接力棒该由你们年轻学者来接了。今天的采访，是对这个学科和对你们年轻学者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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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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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参与了访谈，其中博士生周兰芳、硕士生罗银新和王江鹤帮助整理了本文初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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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战龙（1976～ ），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5。海路（1975～ ），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陈学金（1982～ ），北京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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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星（1953～ ），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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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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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杨志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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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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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苗疆走廊；驿道；国家化；地域文化；文化的“族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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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杨教授，你好！你在日本留学多年，近年来回到中国，在贵州大学工作，在进入主题以前，请你先谈一下你以往的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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