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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60岁就是一个甲子，基本上就是人生告一个段落了。到了一个甲子就要想该想的东西。我到了这个年龄就是“耳顺”了，也就是说，今后你们怎么说我，别人怎么挑战我，我都乐于听取，我都觉得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关于中国教育人类学以后发展的期许，还是围绕费孝通先生讲的五个方面。我把它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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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专业研究机构和培养机构的设置。回顾教育人类学的发展，我刚开始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的时候没有人把它作为专业的领域进行研究。一般都是各地方的中小学校长、教育行政部门人员进行政策性、情况性的研究，学院派基本没有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迈向学术化，成立民族教育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会，创办民族教育研究期刊，这为教育人类学打下了组织基础，它开始进入象牙塔——大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学界开始把西方的学科理论引进来，这些知识不仅在民族院校进行普及，而且一些师范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院校也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开始有专门人员成立了一些机构进行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机构发展还不是很普遍。随着教育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学科的开展，教育人类学的知识会越来越普及，我相信教育人类学在全国的教育学院、人类学系会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因为学术研究常常会有一个传播上的几何效应，发展越快，资源就越多，资源越多，发展就越快。前几天据罗银新等几个同学的统计，我所指导过的硕士研究生有58人，博士研究生有31人，其中有7人硕博阶段的学习都是我指导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有1人。我想至少有1/3的学生会留在学术圈里，这些人都会是“种子”，他们以后会带更多的学生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会把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扩展开去。我相信教育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未来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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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学会组织的构建。有了学会组织就会有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从结构功能理论来讲整体大于部分，当这个学会成立之后，大家就会更有信心和活力，会出现一个井喷式的快速发展时期。我相信，大家通过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都会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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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专业学术期刊、出版物和图书资料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个领域目前有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教育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的《当代教育与文化》这两种学术期刊，这是我们发表教育人类学学术成果的重要阵地，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另外，《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等学术期刊都专门设立过主打教育人类学的专栏或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教育人类学论文；还有陈学金正在做的“人类学与教育”博客，我希望能把它慢慢发展成网站；巴战龙主编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今后我们可以将其作为教育人类学的电子刊物。前边做的16期《教育人类学研究通讯》是个很好的平台，后来因故中断了，我们需要有志者再把它恢复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重要的刊物来发展。我觉得必须建设的是专业期刊。最初由李红婷牵线搭桥，巴战龙和海路先后主持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的“教育人类学”专栏，连续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论文，也凸显了年轻学者的活力，但是还很不够，全国有那么多教育类期刊和民族类期刊，开办和常设教育人类学栏目的只是凤毛麟角。陈独秀“发家”就是靠《新青年》的历史，提示我们必须要有学科作品发表的阵地。今年我已经60岁了，该做的已经做了，接力棒该由你们年轻学者来接了。今天的采访，是对这个学科和对你们年轻学者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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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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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人类学方向的研究生参与了访谈，其中博士生周兰芳、硕士生罗银新和王江鹤帮助整理了本文初稿，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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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战龙（1976～ ），甘肃肃南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5。海路（1975～ ），四川隆昌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陈学金（1982～ ），北京通州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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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滕星（1953～ ），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人类学。北京，邮编：1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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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2005～2015） “古苗疆走廊”的提出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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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徐杰舜[1]答/杨志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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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杨志强教授的访谈，探讨了“古苗疆走廊”形成的历史背景、族群文化多样性背后的“国家化”和汉族移民文化的普遍影响、跨民族/跨族群的地域文化整体性、近年来出现的文化“族界化”现象等问题，对“古苗疆走廊”沿线周边地区的各民族社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一“共生”关系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进行了回顾，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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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苗疆走廊；驿道；国家化；地域文化；文化的“族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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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杨教授，你好！你在日本留学多年，近年来回到中国，在贵州大学工作，在进入主题以前，请你先谈一下你以往的学术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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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谢谢！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老家是贵州省黔东南黄平县重安区的一个苗族村寨，家父儿时读过几年私塾，1950年贵州解放后参加了革命，所以我基本上是在城市中长大的。1979年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从事民族史专业的学习，现民族学界的一些学者，如潘蛟、徐平、马建钊等都是当年的同窗好友。1983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贵州省凯里市委党校，后调至凯里师专（现凯里学院），1986年通过全国统考重新回到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跨界民族研究”，导师是陈永龄先生，此外还有朱宁、胡起望、陈观胜、李培珠先生负责具体指导。毕业后到了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工作。1993年5月自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专业学习；1996年毕业后直接升入同专业读博，师从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学者并木赖寿先生。并木先生是颇为中国学术界熟悉的学者，身边汇集了不少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的学生。在中国学习、工作和赴日留学期间，我一直从事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具体主要关注苗族社会的历史文化、汉族移民、族群边界及知识精英的认同意识等，后来视野又拓展到近代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建构”问题。2005年我获得东京大学的博士学位，拿到学位后回国与贵州大学签约就职。2006年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的“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博士后）赴日，在东京大学以客座教授身份与恩师并木先生进行了两年的合作研究。2007年8月，在日本上智大学举办的一次由联合国主办的大型国际学术会上，我与北京大学教授兼中国计算机语言小组组长冯志伟先生一起，被推为两名中国代表之一，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回国后，我一直在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现除了大学的本职工作，还担任新成立的贵州省人类学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苗学会副会长、《苗学研究》主编等社会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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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听说杨教授在回到贵州后不久，就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学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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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你所说的是“古苗疆走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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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是的，现在请你介绍一下“古苗疆走廊”概念的基本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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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先简略地介绍一下背景吧。此前一些学者在从事西南民族研究时，尤其是从事贵州地方史研究的人，无论是研究城镇的、研究音乐的，或者是研究贵州民族关系的，很多都把目光投到一条驿道上。这条驿道是元代开辟、明代用重兵驻守的一条连接内地与西南边陲的重要通道，它起于今湖南省常德，沿沅江上溯至贵州省东部重镇的镇远县，然后改行陆路，东西横跨贵州省中部的施秉、黄平、凯里、盘江、贵定、龙里、贵阳、清镇、平坝、安顺、关岭、晴隆、盘县等地，进入云南富民县，经沾益、曲靖等地至昆明。其走向与今天的湘黔滇铁路线大致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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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德沿水、陆两路至贵州省的镇远，再由水路改行陆路，终点是云南省的昆明。其实此前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这条驿道的影响。我对这条路的关注大约可追溯到十几年前，当时在日本留学，在从事自己的课题研究“苗族迁徙及汉族移民史”时，就注意到这条驿道的重要性。回国后，也不断提醒研究团队的同仁要关注这条驿道。三年前，和曹端波、刘锋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后，我决定将这条驿道冠名为“苗疆走廊”，后经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贵州日报》社长姚远的提议，在前面加了一个“古”，变成了“古苗疆走廊”，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很富于政治智慧并经得起学术验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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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有人觉得使用“疆”这个字似乎很敏感，那为何要用“苗疆”来命名这条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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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认为，“疆域”在传统王朝统治体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缘政治上的空间概念，不能因为现在的一些因素就要回避它，这在西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贵州为例，明代因迁入贵州的汉族军屯、民屯大多沿驿道沿线分布，所以虽然出现了“苗疆”这个词，但非常罕见。目前我查阅的明代文献中只出现过两次，一处是在明熹宗时期的奏文中，另一处是黄才贵先生给我提供的一份大臣的奏文中。贵州大学的林芊先生认为，明王朝对“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多使用“生苗地界”、“生界”等措辞。清代康熙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后，“苗疆”这一用语才开始大量出现在官方及私人文献中。用现在的话说，只有属于中国领土范围，才能使用“疆”。所以说“疆”指的就是中国的领土空间，为何要回避它？其实我们出于慎重起见，此前也讨论过能否使用其他的名称，如“黔中走廊”、“湘黔滇民族走廊”、“西南国家走廊”等，然而最终我决定仍使用“苗疆”来冠名这条驿道。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苗”作为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的非汉族群体之一，其最初出现即和这条驿道有关，如明人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所言，“其在黔中者，自沅陵至普安两千里，总称曰‘苗’”；二是“苗疆”这一空间概念形成、扩展及消退的过程与明清时代以后西南地区“国家化”及“内地化”进程有密切关系，而最初这一概念的形成和扩展都与这条驿道有内在的因果关联。但需要说明的是，“古苗疆走廊”概念主要强调的是这条驿道的重要性，至于如何称谓，我们持完全开放的态度，如果称之为“西南国家走廊”或“西南走廊”，我觉得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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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你认为研究这条驿道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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