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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相比之下，李约瑟则留下了详细的书信，至少我们知道他1943年6月初访问了史语所，见到了所长傅斯年和其他学者，他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中的事。”见《李约瑟游记》，36页。12月中旬，他又会见了俞大维，他们以德语交谈，讨论谁是欧洲最杰出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李约瑟认为兵工署是当时除了国立资源委员会之外管理最佳的组织。1944年9月12日他在云南喜州见到了时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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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R．Hughes，“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Moor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51，p．64．此文系1949年的学术会议论文，但1951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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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Ibid.，p．72．实际上赵元任也说他一直叫寅恪是Yin-ch’iao，日记里记成Y．C．Chen，后来1924年8月27日在德国看到寅恪自己的拼法，才改称Yinko Tschen；见赵元任：《忆寅恪》，见俞大维等：《谈陈寅恪》，26页。其实这个问题不值得太多争论，作为江西人，我想说在江西方言里，事实上“的确”的“确”字念法就类似于“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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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William H．McNeill，“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PBA，Vol．63，1977，pp．44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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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此书原本书名为Things Which are Seen，但后来发现这个书名已经被其他书用过了，故而加上前面的A Journey to China，而全书实际记录了他1929年7月23日至1930年1月29日这段时间从伦敦到京都参加第三届太平洋关系学会年会的旅程，中国部分仅占全书很小的篇幅，其中两章是土耳其和中国对比以及日本和中国对比。他去日本之前短暂路过香港九龙和上海，开完会之后离开日本从朝鲜半岛再次进入中国，先到奉天，后到长春、哈尔滨、山海关、北京、南京等地。见Arnold J．Toynbee，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London：Constable & Co．LTD.，1931．中文的简单介绍见秋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中国之旅》，载《中华读书报》2007年2月7日国际文化版。但此书信息很丰富，值得仔细研究。1929年他在南京参加了扶轮社的会议，也应邀和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一起进餐；见Arnold J．Toynbee，Acquain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p．23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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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其实应该称研究与出版部部长，不过，我这里按照中国行政系统的称呼习惯，部长下级称为司长或局长，故称其为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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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汤因比长子托尼曾在波恩大学留学，颇有语言天赋，除了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之外，也学习了一些斯拉夫语，甚至还学习了蒙古语和一点中文；见Arnold J．Tony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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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按照常规，牛津大学这一钦定教授的位子应该是校内组织委员会审核申请人，做出决定之后，最后由当时英国首相任命。但当时英国首相是Stanley Baldwin，他非常信任穆雷，告诉穆雷，新的钦定讲座教授可由穆雷决定，穆雷遂选择了自己的学生陶育礼；见E．R．Dodds，Missing Persons：An Autobiography，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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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David Phillips，“War-time Planning for the‘Re-education’of Germany：Prof．E．R．Dodd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Vol．12，No．2，1986，p．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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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J．A．K．Thomson，“Gilbert Murray，1866-1957，”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43（1958），pp．245-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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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Arnold J．Toynbee，Acquaitance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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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剑桥古代史》一共14卷，1924—1939，1970—2001年间相继出版。可见寅恪1919年在哈佛念书时此书尚未出版。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史学三变》对此已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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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其讣告见D．Winton Thomas，“Stanley Arthur Cook，1873-1949，”PBA，Vol．36，1950，pp．261-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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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船停在布鲁克林26号码头，杨写作卜汝克临；见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俞大维等：《谈陈寅恪》，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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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不过，在聘用寅恪做牛津汉学教授的过程中，修中诚给牛津校方的说明却侧重强调寅恪在唐史上的贡献，这可能是他与寅恪交谈之后的印象。他说“陈教授是仍在世的最伟大的唐代文献权威和在敦煌手稿（写本）这个特殊领域的大师。”参见程美宝：《陈寅恪与牛津大学》，载《历史研究》，2000，第3期，152～164页；以及程美宝、刘志伟：《“虚席以待”背后——牛津大学聘任陈寅恪事续论》，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693～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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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这也许只算一个个案。实际上以学术制度而言，欧美大学历史系直至20世纪60、70年代仍主要以欧美史为主，其学位仅授予限于以欧美史为研究方向的学生，而中国史以及其他“东方”史则设在东方学系或远东系、近东系，学术制度上，历史系不设立中国史教职，只是偶尔从东方学系请中国史教授开课。见Frederick W．Mote，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 Personal Memoir，Princeton：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in Association wit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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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JAOS，Vol．67，No．3（1947），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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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Wilhelm Geiger，1856—1943，1928年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有关他的介绍参见拙文《东方学之目录学之前传》，简本载《文景》，2011，第6期。增订本收入本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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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JAOS Vol．67，No．3（1947），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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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他早年曾任职于北京荷兰外交使团，也是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36年他撰文介绍了荷兰早期汉学史；见J．J．L．Duyvendak，“Early Chinese Studies in Holland，”TP，Second Series，Vol．32，No．5（1936），pp．293-344．他是高延（J．J．de Groot）在莱顿的学生，也熟悉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和葛兰言的著作，其兴趣主要还是文献研究。他于1930年创办了莱顿汉学系。也参见Harriet T．Zurndorfer，“Sociology，Social Science，and Sinology in the Netherlands before World War II：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ork of Frederik van Heek，”RESS，T．27，No．84，Sociologie de la Chine et Sociologie chinoise（1989），pp．19-32．《吴宓日记》，第三册，124～125页；1926年1月11日，赵元任夫妇在清华宴请戴闻达，吴宓作陪。吴宓下午陪同其游览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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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JAOS Vol．67，No．3（1947），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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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Lev Zalmanovich Ejdlin（艾德林），“The Academician V．M．Alexeev as the Historian of Chinese Literature，”trans．by Francis Woodman Cleaves，HJAS，Vol．10，No．1，Jun．1947，pp．48-59；最近《通报》又刊载了一篇有关他的文章，见Christoph Herbsmeier（何莫邪），“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 and Russian Sinology，”TP，Vol．97，No．4-5，2011，pp．344-370；他的中文名原本叫阿翰林，中国学者称其为阿力克。他曾和沙畹一起到中国游历，也长期和伯希和保持通信联系。不过，由于这篇文章对学术史进行批判性反思，何莫邪也指出艾德林在文章中对阿翰林有过誉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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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魏鲁南当时虽然在哈佛教中文，但其实是教古文，而非汉语口语。他并不会讲中文，这是因为当时一种汉学传统是将“汉学”当成“埃及学”一样，研究所谓“故去的文明”（dead civilization），这当然不需要会讲中文。魏鲁南不会讲中文，但中文阅读能力还不错，曾翻译寅恪的《韩愈与唐代小说》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赖世和便是魏鲁南的学生，曾跟魏鲁南学习中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u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p．33．当时学古文的条件相当艰苦，赖世和用的是卫三畏（S．Wells Williams）1874年所编字典的1909年修订本，错误较多。他1932年参加了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哈佛汉学讨论班，得以和华尔纳（Langdon Warner）、恒慕义（Arthur W．Hummel）等人学习中国艺术和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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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姉崎正治是和西方学者联系密切的日本学者，曾在20世纪30年代任日本亚细亚协会副会长，其他两位副会长包括赖世和和萨姆森爵士（Sir．George B．Samson）。姉崎正治和赖世和的父亲August Karl Reischauer关系较为密切，见George R．Packard，Edwin O．Reischarer and the American Discovery of Japa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0，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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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见MN，Vol．1，No．2，July，1938，pp．6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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