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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寅恪：《与妹书》，见《陈寅恪集·书信集》，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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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ere），《梁启超与宗教问题》，张广达译，《东方学报》70卷，1998，323～379页；收入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森纪子：《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收入同书。有关研究还可参见王俊中：《救国、宗教抑哲学？——梁启超早年的佛学观及其转折（1891—1912）》，载《史学集刊》第31期，1999，93～116页；他特别指出梁启超受日本新派佛教的影响：“梁氏在自一九零二年以来的文章中称颂佛教为智信主义和科学主义，皆是当时日本佛教界新派杂志《新佛教》、《精神界》所宣扬的学说。当时日本传统寺院和年轻的教界改革派的关系相当紧张，当时力主政教分离，倡‘精神主义’，改革教义和教制，作风激烈的村上专精、清泽满之等人都曾被净土真宗除去教籍，清泽满之在被除名之后，到东京，却出任真宗大学校长，显见当时新派学界和旧派教界之间的意见相当分歧。梁启超在文中以基督教的灵魂不灭、三位一体等观念与佛教作比较，其实都只是当年日本新派杂志中甚为流行的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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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台北，中华书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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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梁启超注重以近代学术研究佛教，还体现在比如用近代图书馆学研究佛教经录。见他所著《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略云：“图书馆学季刊经始，同人责启超属文，启超于近代图书馆学既无所知，于中国旧目录学所涉亦至浅，不敢轻易有言也。”（载《佛学研究十八篇》，1页，台北，中华书局，1978）此处可见梁氏已认识到中国目录学为旧学，近代图书馆学为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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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虽然欧洲的佛学研究始于19世纪中叶，但比较重要的事件是1881年巴利圣典协会（Pali Text Society）在伦敦的成立以及《巴利圣典协会学报》（JPTS）的创刊，以及随后缪勒主编的五十卷《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丛书的问世。有关欧美研究佛学的历史，参见J．W．de Jong，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Tokyo：Kosei Publishing Co.，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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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aski乃是印度一考古地点，因C．Beadon在此地发现阿育王铭文而广为人知。季羡林先生在整理寅恪早年读书笔记时提到有关梵文、巴利文、耆那教的笔记本一共十本，其中第七本上出现了Maski阿育王刻石；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组编：《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81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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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拙撰《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2005，第5期，35～51页。收入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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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J．W．de Jong，“The Study of Buddhism：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Buddhist Studies（Berkeley：Asian Humanities Press，1979），pp．15-28，特别是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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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acqueline I．Stone，“A Vast and Grave Task：Interwar Buddhist Studies as an Expression of Japan’s Envisioned Global Role，”in J．Thomas Rimer ed.，Culture and Identity：Japa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Interwar Year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21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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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Philip Almond，The British Discovery of Buddh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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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dmund Burke III and David Prochaska，“Introduction：Orientalism from Postcolonial Theory to World Theory，”in Edmund Burke III and David Prochaska eds.，Geneologies of Orientalism：History，Theory，and Politics，Lincoln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2008，pp．9-10；对东方学文献主义取向的反思，见David Ludden，“Orientalist Empiricism：Transformations of Colonial Knowledge，”in：Carol A．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3，pp．250-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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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Charles Hallisey，“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ada Buddhism，”in Donald S．Lopez Jr．ed．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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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王丁提示了近代德国的语言学训练，见《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载《科学文化评论》，第二卷第1期，2005，6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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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Charles Hallisey，“Roads Taken and Not Taken in the Study of Theravada Buddhism，”in Donald S．Lopez Jr．ed．Curators of the Buddha：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p．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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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王晴佳指出寅恪和傅氏之间也曾有过一些误解和不快，见《陈寅恪、傅斯年之关系及其他——以台湾“中研院”所见档案为中心》，载《学术月刊》，2005，第11期，91～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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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德国印度学的历史可参考Ve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Biographies of Scholars in Indian Studies Writing in German：With a Summary on Indology in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New Delhi：Max Mueller Bhavan，1990）．William Peiris，The Western Contribution to Buddhism（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73），pp．81-161，中译本梅廼文译：《西洋佛教学者传》，113～202页，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则仅列出佛教学家，一些著名的印度学家如Henirch Lüders，Franz Bopp，Richard Pischel等均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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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关陈寅恪佛学的学术背景有一些研究，如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210～220页。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同上书，365～377页。李庆新：《陈寅恪先生与佛学》，见同上书，378～4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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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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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原刊1933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文集》，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159～187页。我给引文中的著作加上了书名号。蔡鸿生先生对此文作了申说，见《仰望陈寅恪》，59～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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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他其实是历史和语言交互为用，比如他所撰述的《从史实论切韵》则以历史方法来讨论语言史，从考察参与《切韵》讨论者出身的地域来看语言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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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陈寅恪集·书信集》，23～24页（1929年某月24日）。书信集编者把原文校刊学改为校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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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书，158～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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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上书，17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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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梁启超：《印度佛教概论》，见《佛学研究十八篇》，《饮冰室专集》（七），4～5页，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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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这里Priusep是笔误，应为James Prins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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