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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0世纪早期有关阿育王铭文的译注包括：Vincent A．Smith，Aśoka：The Buddhist Emperor of India（Oxford：Clarendon Press，1920，3rd ed.）；A．C．Woolner，Aśoka Text and Glossary，Vols．I-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4）；E．Hultzsch，Inscriptions of Aśoka，Corpus Inscriptionum Indicarum，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25）；Radhakumud Mookerji，Aśoka（London：Macmillan & Co.，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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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Truman Michelson，“The Interrelation of the Dialects of the Fourteen-Edicts of Aśoka．1：General Introduction and the Dialect of the Shuhbazgarhi and Mansehra Redactions，”JAOS，Vol．30，No．1（Dec.，1909），pp．7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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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W．Thomas，“Les vivāsāh· d’Aśoka，”JA（May-June，1910），pp．507-522；Sylvain Lévi，“Vyuthena 256，”JA（January-February，1911），pp．119-126．后来烈维再次撰文研究这一问题：Sylvain Lévi，“L’énigme des 256 nuits d’Aśoka，”Journal Asiatique（1948），pp．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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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Jean Filliozat，“The Enigma of the 256 Nights of Aśoka，”in Jean Fillozat，translated by Mrs．R．K．Menon，Studies in Asokan Inscriptions（Calcutta：Indian Studies，past and Present，1967），pp．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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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旅居英国的德国印度学学者缪勒，梵文学者Franz Bopp的学生，专长在于吠陀研究和比较宗教学，但他一生即从未到过印度。他的传记见Lourens P．van den Bosch，Friedrich Max Müller：A Life Devoted to the Humanities（Leiden：E．J．Brill，2002）．吕德斯，早年专注于吠陀和《摩诃婆罗多》研究，后来转向整理中亚出土梵文文书。他先后在慕尼黑、哥廷根、基尔等大学受古典学和印度学教育，曾任牛津大学印度学研究所图书馆员，后任教德国罗斯托克、基尔、柏林等大学，并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其传记见Valentina Stache-Rosen，German Indologists，New Delhi：Max Müller Bhavan，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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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2-6．以及：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 von Staël-Holstein，”MS，Vol．3（1938），pp．28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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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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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莱斯戴维斯的演讲：Buddhism：Its History and Literature，New York and London：The Knicherbocker Press，1896，pp．203，210，214．Edward Conze表示反对这种看法，认为佛教也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见Edward Conze，Buddhism：Its Essence and Development，New York：Happer & Raw Publishers，1959，p．27．太史文也主张避免使用original Buddhism 这样的说法，见Stephen F．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11．其他批判还包括Donald Lopez Jr.，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Uses of the Heart Sūtra，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99．Anthony Tribe & Paul Williams，Buddhist Thought：A Complete Introductio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London：Routledge，2000，p．193 再次指出欧洲东方学对所谓原始佛教的重建完全是误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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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日本学者20世纪初叶有关根本佛教的讨论：从1910年姉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开始许多论文都讨论了所谓根本佛教；譬如木村竜寛：《根本仏教より法華経まで》，载《大崎学报》79，1927，225～302页；宇井伯寿：《印度仏教史研究所感》，载《驹沢大学仏教学会年报》1，1931，27～41页；寺本婉雅：《根本仏教に於ける浄土教の起源》，载《日本仏教学协会年报》4，193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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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参见他一系列研究佛教思想史的论文，井上圆了：《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上，载《思想》54，1926，46～75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中，载《思想》55，1926，24～51页；《原始仏教の根本的立場》下，载《思想》56，1926，1～35页；接着他又在同一年的《思想》杂志57（1～27页）、58（33～67页）、59（1～29页）期连续发表《原始仏教の縁起説》；在同杂志第60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道”》一文（193～218页）；在《思想》第62期发表《原始仏教に於ける業と輪廻》（29～50页）；他在1932年出版《原始仏教の実践哲学》取得文学博士，该书1962年收入岩波书店出版的《和辻哲郎全集》第五卷。对和辻的评论见中村元：《和辻学の未来的意義》，载《思想》444，1961，141～145页；末木文美士：《和辻哲郎の原始仏教論》，见《北畠典生博士古稀记念论文集：日本仏教文化论丛》上卷，327～346页，京都，永田文昌堂，1998。而实际上日本学者早已开始讨论原始佛教，如鈴木宗忠：《原始仏教の研究に就いて》，载《大崎学报》6，1921，19～28页；1922年木村泰贤著有《原始佛教思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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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有关日本佛教学界争论的讨论，见平川彰：《原始仏教の定義の問題》，载《仏教研究》1，1970，1～18页；藤田宏达：《原始仏教·初期仏教·根本仏教》，载北海道印度哲学仏教学会编《印度哲学仏教学》2，1987，20～56页；前田恵学：《何故“原始仏教”か》，载《印度学仏教学研究》98，2001，259～266页；高橋審也：《原始仏教と初期仏教》，载《木村清孝博士還暦記念論集：東アジア仏教―その成立と展開》，373～388页，东京，春秋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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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世界知名的佛教学者、牛津退休教授Richard F．Gombrich 就特别强调使用early Buddhism 来指代佛陀时代的佛教。参见Gombrich，How Buddhism Began：The Conditioned Genesis of the Early Teachings，London and Atlantic Highlands：Athlone Press，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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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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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陈怀宇：《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第4期，20～32页。收入本书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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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盛邦和已经指出寅恪学术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见《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载《江苏社会科学》，2002，第3期，98～103页；但他没有具体解释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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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寅恪在德国学习用功重点是藏文、梵文、巴利文，季羡林先生说寅恪留下六十四本笔记本，其中藏文、梵文、巴利文笔记本为二十三本，加上突厥回鹘文笔记本则一共二十七本，将近一半。见季羡林：《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74～87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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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见王邦维：《论陈寅恪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见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373～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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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陈寅恪：《陈寅恪集·书信集》，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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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同上书，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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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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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载《历史语言硏究所集刊》第41本第1分，1969；寅恪曾向陈垣推荐巴托尔德的《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想必他在德国时即早已留意这位学者，巴托尔德曾长期担任德国《东方学之目录学》（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杂志编委。寅恪之结识伯希和系由王国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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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陆扬注意到Nobel曾感谢寅恪，见“Narrative，Spirituality and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in Buddhist Biography：A Close Reading of Huijiao’s Biography of Kumārajīva，”AM，third series，17：2（2004），pp．1-43，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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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钢和泰在哈勒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写吠陀，乃是古典印度学的题目。但他后来主要做佛教研究。他的梵文水平在寅恪之上，见第三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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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Serge Elisséeff，“To the Memory of 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HJAS，Vol．3，No．1-2（1938），pp．1-3．一说钢和泰生于1876年12月20日，原名Alexander Wilhelm Baron Staël von Holstein，1929年6月17日与Olga Wladimirowna de Grave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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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曹伯言编：《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662～6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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