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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所引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十分欣赏温克尔曼，把他视作当时德国的柏拉图，赞同温克尔曼是希腊哲人柏拉图以来第一位美学教育家，甚至在研究美之本质及其普遍性方面可能超越了柏拉图。但是在接下来的一节中，赫尔德对温克尔曼的喻意之研究也有所批评。赫尔德说“把绘画之各种自然的成分，作家的意欲，理解上的精微的传统，以及流行的思潮除去，就不免陷入一种狭窄的束缚”，这反映了赫尔德强调绘画之自然成分，可以看作是他的历史主义思想在艺术批评中的延伸。温克尔曼被后世视作是现代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科的开创者(68)，他的艺术美学思想也影响了赫尔德，所以赫尔德对他极为推崇。李长之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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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德说，温克尔曼一生最看重的就是友谊和名誉，但是偏死在友谊和名誉上！温克尔曼的死，海尔德说不复能诗人意味地来致其哀悼了，哭他，乃是人类地为他哭泣的！一种青年的热泪，充满了感激和恋情，为那美丽的时光，甜蜜的梦境和画图而洒！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他赠予的，一种像痴了的青年的火焰要抓住逝者而俱去；要追随着他呵，好到那比希腊更年轻，更多热情，更美丽的幽逸之谷！(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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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指出赫尔德对温克尔曼的《关于希腊绘画雕刻艺术之模仿的思考》一书大为推崇。赫尔德认为，一个人的最初著作往往是一人的最好著作。因为温克尔曼所有后来的思想，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出其萌芽。赫尔德认为“以希腊为唯一艺术之美的典范，而希腊之长是因其完美的自然环境，故作品皆有优美的形式，淳朴的思想，以及温柔或庄严的单纯性的一点，是本书的出发点，也是此后温克尔曼一生所服膺的一点。”所以温克尔曼“以后更成熟了，更有魄力了，更有学识了”。第一本书则体现了温克尔曼的青年锐气。赫尔德还指出“温克尔曼虽然没到过罗马和希腊，可是那精神与理想，都早在他心目中活活泼泼地浮现着了，他之到罗马去，不过在细微处一一证实了而已”。因此，一个人之少年作品的价值，同时可以想到一个人最不应该的事，就是在少年时代而受到自动的或外力的遏制了，不过就学术的立场看，当然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是更成就些。(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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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长之在介绍温克尔曼时未提到任何以前曾提到过温克尔曼的中国学者。实际上早在1924年3月15日蔡元培撰写《简易哲学纲要》第四编第三节《美感》时即已提到学者的美的思想因为艺术种类的不同而非常不同，比如古典的美学家文克曼等以造型艺术为主，理想主义哲学如色林、黑格尔等，以文学为主(71)。显然此处的文克曼即是温克尔曼(72)，色林则是德国哲学家谢林的异译。李长之的书出版之后，宗白华在1946—1948年之间完成的《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比较了《历代名画记》与温克尔曼《古代艺术史》一书中的艺术史思想。他认为温克尔曼的“最高的美在上帝那里”一说和张彦远所谓画中有天地圣人之意相符(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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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在介绍《古代艺术史》时提到了狄尔泰开美学上的历史的方法一派，把历史派的源头追溯到温克尔曼。他说《古代艺术史》的影响在思想上绘就了古典主义思想的轮廓，以调和为依归，以希腊为向往。同时这本书在艺术科学上，据狄尔泰的意见，开创了美学上历史方法一派；因为狄尔泰认为艺术科学有所谓三派包括理性派、分析派、历史派。更确切说，历史派注意四大问题：艺术的主观方面，即创作力之研究；艺术之客观方面，即艺术所取材的对象之研究；空间上注意艺术之天然选择的探求；时间上注意风格之分期；这些都是温克尔曼所启发的(74)。在这里李长之没有提到赫尔德的历史主义，这是很让人惊讶的。其实狄尔泰非常熟悉赫尔德的移情思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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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席勒和洪堡时，偶尔李长之也提到赫尔德。他编译的洪堡关于席勒（1759—1805）的文章《宏保尔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改名为《席勒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指出赫尔德说话十分漂亮，辞令漂亮的人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他（席勒）的谈话，是异于海尔德（Herder）的。再没有比海尔德话说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个人在交际上是不太窘的，总可以听到那好好的辞令，被称赞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长处的，很利于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76)李长之还在1935年写于清华园的《宏保尔特（1767—1835）之人本主义》一文中还提到了赫尔德主张译书要保留原书真意。这篇文章还特意讲到17、18世纪德国的情况是“有四种东西在作用着：一是国外的文学翻译，二是古代的希腊艺术，三是民间文学之被重视，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语言之改良。抽象地说，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种精神，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个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发展。”(77)1941年11月1日他还在《精神建设：论国家民族意识之再强化及其方案》一文中提到洪堡所谓一种语言代表一种世界观(78)。但没有提及赫尔德论语言，其实洪堡的语言学观点受赫尔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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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虽然没有留学德国，但对介绍德国文化贡献很大。他对于赫尔德没有特别留意，而在无意中介绍了赫尔德对于温克尔曼的评介。李长之对德国文化的兴趣也和他的文化观有关。他在1942年8月3日在重庆写的《论如何谈中国文化》一文中表达了他对于谈中国文化必须具有的知识的立场。首先，他认为谈中国文化，必须先懂得西洋文化，因为这样才可以知道何种文化现象是一般的，和重视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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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也认为谈文化不能忽略民族性。他引述了德国近代学者纳德勒在《德国种族的和地域的文学史》的观点，认为种族在生理、精神、心灵都是不可再加分析的，种族具有原始天性，此原始天性被地域所影响。他还指出国风即是文化传统，即民族性的表现(79)。这里他显然把民族性和种族联系在一起，这个看法其实也是赫尔德的思想遗产。此处李长之提到的纳德勒（Joseph Nadler，1884—1963）著作之原书名为Literatur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tämme und Landschaften，全书一共三卷，1912—1918年间出版。此处Stämm可做种族或部族解，即英文tribe，此英文词及其汉译种族的对应见于1903年初版的雷士特（Franz von Liszt，1851—1919）著、商务印书馆译《国际公法大纲》，载《政学丛书》(80)。雷士特是维也纳出生的德国法学家，国际犯罪学会的创始人。所以这个《国际公法大纲》的翻译中的种族应该来自德文Stämm。这个词似乎更强调地域，而德文Rasse（即英文Race）则似乎更强调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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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域上说，赫尔德被近代德国传记作家路德维希（Emil Ludwig）看作是普鲁士作家的两个代表之一(81)。路德维希注意到德国文化的地域性，他认为第一流的德国人大多来自南德，而非普鲁士地区。他认为虽然一般认为康德是普鲁士哲学家，但他母系来自南德的纽伦堡，而父系出身苏格兰(82)。他还指出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均渊源于东普鲁士地区，因为德国古典作家赫尔德即出身东普鲁士，后来移居魏玛；德国启蒙作家们发现了德国光荣的历史以及中世纪文化遗产，强调德国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特性以及文化成就(83)。李长之讲民族性，却引入纳德勒的种族与地域观点，把民族和种族等同视之，实在有些不太妥当。由此我们可以联想起寅恪先生所谓种族、地域与文化观念中所谓种族其实也指民族，如他所谓胡族其实指北方游牧民族。他们对种族、地域、血缘的讨论很多思想资源可能均有德国学术背景。总而言之，李长之、寅恪两人的种族与民族论不能不说都受到德国学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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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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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在中文文献中的译语虽然有海尔台尔、海勒兑尔、海豆尔、海尔德、海尔得尔、黑尔德、赫尔德等多种(84)，但赫尔德最后成为通用译语。而20世纪早期提到赫尔德的一些中国学者从王国维到何炳松等人都没有互相提及对方对赫尔德的介绍(85)，换言之，每个学者都是独立介绍引述赫尔德的思想和主张。确切说，第一，他们都很少把赫尔德和他的老师康德联系在一起，偶尔会有学者如周作人、陈铨注意到赫尔德和歌德的关系，但是没有人提供一个具体的赫尔德生平和交游介绍。直到在20世纪80、90年代，当中国再次开放国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时，却翻译了两本德国和苏俄学者写的赫尔德传记(86)，而没有翻译赫尔德本人的著述。第二，在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李长之等人的著作中，赫尔德从来没有被当作主题介绍过，常常是当作配角被提及而已。第三，赫尔德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影响较大并产生成绩的领域可能集中在民俗学、文学、美学和历史哲学(87)。赫尔德的移情说则已经被宗白华认识到并准确介绍到中国学界。第四，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早期介绍赫尔德的中国学者分别留学日本、欧洲和美国，比如王国维、周作人、吕澂等人曾留学日本，朱光潜留学英国法国，蔡元培、宗白华留学德国，何炳松留学美国，他们均曾在当时世界现代学术列强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留学，才能了解到西方现代学术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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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章引言中提示的人物、观念、文本而言，本章提供一些一般性的结论可供参考。在西学入华过程中，有些人物是以主角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如康德、歌德，以及正文第三部分中李长之笔下的温克尔曼、席勒、洪堡等人；也有些人物是以配角的面貌出现，如赫尔德。有些名词和观念在民国初年曾风行一时，为学者著作和大众媒介常用，如维新、国民性、国粹、民主、科学、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赫尔德所谓民族精神（Volkgeist）(88)；也有些名词和观念是潜移默化或者仅仅存在于学者的学术史中，如赫尔德所谓“了解之同情”或曰“同感”、“移情”，以及“民声”。以文本而言，传递观念的文本可以是原文文本，也可能是译文文本，如王国维、周作人等在日本读到的日文文本，也可能是改编文本，如李长之留下的文本。不同文本对特定人物的观念的表述可能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得到的有关赫尔德的信息不过是十分零碎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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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本赫尔德论著目录出版于1978年，Gottfried Günther，Albina A．Volgina，Siegfried Seifert eds.，Herder-Bibliographie，Berlin：Aufbau-Verlag，1978；国际学界在1977—1987年始表现出对赫尔德的特殊兴趣，见Tino Markworth，Johann Gottfried Herder：A Bibliographical Survey，1977-1987，Hürth-Efferen：Gabel，1990，introduction，p．5，作者还回顾了70年代末开始在德国和美国等地学界出现的赫尔德热，比如收藏在柏林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大约三千二百多件赫尔德的手稿由Hans D．Irmscher整理出一份详细目录，即Hans Dietrich Irmscher and Emil Adler eds.，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β Johann Gottfried Herders：Katalog，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9；Irmscher整理出版的赫尔的著作包括Abhandlung ü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1979）；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1981）；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ur Bildung der Menschheit（1990）；以上均由Stuttgart：Reclam出版；以后的论著目录还包括Doris Kuhles，Herder-Bibliographie 1977-1992，Stuttgart：Metzler，1994；随着1985年国际赫尔德学会的成立，学会年报常常出版赫尔德研究论著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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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如代表性的作品有Günther Debon und Adrian Hsia Hrsg.，Goethe und China-China und Goethe．Bericht des Heidelberger Symposions，Frankfurt：Verlag Peter Lang，1985；杨武能：《歌德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Yang Wuneng，Goethe in China，1889-1999，Frankfurt：Verlag Peter La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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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赫尔德著、姚小平译：《论语言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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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0年代以来，赫尔德的思想则主要通过其他各种翻译作品为中国学者所知，如通过康德的研究，见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散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或通过历史哲学的了解，如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柯林武德著、何兆武等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或通过史学思想史译著，如何兆武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唐纳德·R·凯利著，陈恒、宋立宏译：《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主要有关赫尔德的翻译文章有格奥尔格·伊格尔斯著，王晴佳译：《历史主义的由来及其含义》，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第1期。其他还有，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李秋零：《论赫尔德的历史主义进步观》，见《德国哲学论文集》1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曹卫东：《赫尔德的1789之旅》，载《读书》2002，第6期；陈建洪：《思绪现代——文本阅读与问题理解》，上海，三联书店，2004，第三章《赫尔德：多元的和一元的》；张玉能：《赫尔德与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美学思潮》，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第2期；收入《西方美学思潮》，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涉及赫尔德。有关赫尔德作品的汉译，除了上述姚小平所译《论语言的起源》之外，主要有张晓梅译：《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的新描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张玉能译：《赫尔德美学文选》，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但总的来说，中文学界对赫尔德的介绍还是太少，太不系统。近年学界因为对柏林的兴趣增加以及对价值多元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视，也开始注意赫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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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德国哲学在20世纪早期入华的情况，参见陈应年：《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上），载《哲学译丛》，2001，第1期，64～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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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辉：《德国美学的东渐及其媒介研究》，载《北大中文研究》，创刊号，354～3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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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较近的研究如杨平：《康德与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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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静庵文集》，见《王国维遗书》，第三册，464页；王国维并注明引文出自英译《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三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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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00年由Tübingen；Leipzig：J．C．B．Mohr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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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此书多次重印，1940年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重印。南庶熙1926年还翻译出版了桑木所著《现代思潮》。有关王国维通过日本学术著作学习西方哲学的经历，参见张广达：《王国维的西学与国学》，收入《张广达文集》之《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1～4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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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语中的哲学词汇1913年就通过一部词典被介绍到中国，见Timothy Richard and Donald MacGillivray eds.，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Chiefly from the Japanese，Shanghai：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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