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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于国民性以及民族性的讨论晚了欧洲一个多世纪。正如吉野耕作指出的，国民性或民族性（national character）在18世纪的德国和法国学者笔下十分普遍。比如康德认为法国人礼貌、亲切、活泼、轻浮；英国人善变；德国人冷静、真诚、热爱秩序、勤勉。而孟德斯鸠则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影响一个民族一般精神的种种因素，比如气候、历史、政府形式、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而赫尔德则强调民族的个体性。吉野还指出在荷兰，知识分子在20世纪30到40年代也热衷于民族性的讨论。吉野接着特别讨论了Volksgeist的概念，认为这个概念是德国浪漫主义的特征，根源于反启蒙主义的审美主义运动。而赫尔德则是这一概念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他对于民族认同的定义强调共同文化的认同而非对于统一政权的认同，这种对于共同文化的认同来自于内在的民族意识，而非外在的接受；同时，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来表达内在的感受和思想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语言之外，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还包括神话、民歌、仪式、风俗习惯等体现民族共同个性的文化纽带。赫尔德的这种以民族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在丹麦受到欢迎，接着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得到认可(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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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吉野是社会学者，他的研究专注于“日本人论”思想的社会学考察，注意文化民族主义的国家比较，而没有提供“日本人论”思想的历史根源，特别是通过思想史文献的梳理来找到西学的影响，使得我们无法了解赫尔德是否对日本近代文化民族主义者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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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考察以上各种信息的相互关联，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德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居然在不同层面和方面对中国20世纪初叶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影响，周作人接受了赫尔德论述民歌民俗方面的启发，而何炳松接受了赫尔德民族精神论述的影响。另一方面，令人惊讶的是，民国时期入华的西方移情思想也引起了历史学者的注意，比如寅恪先生，他的“了解之同情”一说可能也受赫尔德影响(74)，尽管他的论著没有明确提到是否受到赫尔德的思想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姜蕴刚，他所著《历史艺术论》的自序中也提到移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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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每次的讲演，其布景，姿态，声调，内容，确是艺术化了的。所以他在德国每次胜利。一个油漆匠，在短期内一跃而为一国之领袖；岂是偶然的吗？他能充分理解人类的通性，所以他的讲演乃至他的著作《我的奋斗》，都是采用艺术家所谓的“感情移入”（Einfühlung）法。希特勒之盟友墨索里尼，就曾经明白宣言过：“政治家必同时为艺术家。”(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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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说法把历史和艺术家使用的移情法联系在一起了，但这里并没有提到赫尔德。寅恪和姜两人均未直接提及赫尔德，最主要还是因为当时学者对于历史主义并没有太多概念，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对于赫尔德的移情理论也是后来才逐渐为众多学者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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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了解之同情”，其实和赫尔德发明的另一个术语有关，即德文Zeitgeist一词。这个词或者可以译成“时代精神”，应该是理解赫尔德了解之同情思想的关键词。在他看来，一个特定的时代有它特定的思想、态度、渴望和动力，一个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有它自己特定的脾气。赫尔德还认为只有顺应这种脾气历史人物才可能成功，他们的思想才可能被接受。他举例说路德改革正是因为顺应了时代精神才获得成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1741—1790，1765—1790在位）改革失败乃是因为时代精神反对他。所以历史学家要理解过去，就必须重新活在过去，重建过去，重新思考过去，抓住过去的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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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时代精神的复杂性，赫尔德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能够有一种洞察力去认识历史上活动的人们的动机。这就需要历史学家尽可能知道很多历史事件的细节，花很大力气去搜集有关历史的事实(76)。他说他仅仅书写出现在他视野中的历史，他刚好知道的历史。如果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才可以把它们进行相互连锁的考察，从而重建过去，重新生活其中，真正和古人心息相通。这不是何炳松《通史新义》一书中评论的所谓半含玄学性历史哲学，而是十分实用的史学研究方式。这种处理历史的方式看似十分主观，但以其治学的态度而言应该说十分客观，带有一些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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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炳松在《通史新义》中提到的所谓历史研究中的“必要连锁”一说，应该是指赫尔德使用的德文Zusammenhänge一词，对这个词，巴纳德有精彩的讨论，他认为这个词反映了赫尔德相信存在历史内在因果力量，但赫尔德也认为历史的这种内在力量十分复杂，所以可能对于历史必要连锁的完全的理解是难以实现的，这才需要了解之同情，同情为目的，了解为途径。巴纳德还指出赫尔德把内在性假设的支持建立在形而上学意义的所谓一种超越性的能量上，这种超越性的能量包括所谓历史发展的第一推动（First Cause）以及产生所有存在的核心(77)。赫尔德描述这种所谓超越性能量的德文是Kraft一词，我想大概相当于中文的“造化”，而巴纳德认为它也可以理解为Dasein的神圣源泉。这种关于历史起源和变迁的思想可能是所谓半玄学性质的历史哲学。赫尔德的史学思想有其内在矛盾的一面，他在讨论民族精神时从集体认同出发，强调民族、种族的文化共同性，而在讨论时代精神时则如巴纳德所说主张时代精神由少数个人引领，但又不承认历史由少数天才创造。赫尔德并不是强调共性而否认个性的思想家，其实在他讨论民族精神时，他仍然强调的是个性，即民族的个性，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的个性。换言之，民族精神思想的提出是针对民族个性；而时代精神的提出是针对个体个性。这仍然是他一贯以社会为有机体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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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结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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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国民性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对于民间、民俗的重视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崩溃，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下层和民间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随着清政府的灭亡，附属于它的传统精英文化也受到怀疑，因而一些学者比如胡适和陈独秀、周作人等开始寻找保留在民间的文化，将农民阶层语言和传统理想化，寻找传统文化史上不被重视的民间因素(78)。另一方面，周作人在日本受到日本强势文化的一些刺激，可能引发了他研究中国民族特性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则通过他对欧洲文学的了解接触到了赫尔德的主张和思想，从而使得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被引入其著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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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代中国学者笔下一些常见的用语如民族性、国民性、民族精神等可能均受赫尔德思想影响，大多数情况是通过日本学术转折入华，偶尔也有如何炳松等直接介绍入华。周作人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承认自己早年刚到日本时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信奉民族主义思想。并认为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反对清朝，但觉得清朝以前或者元朝以前中华未被胡族统治前差不多都是好的(79)。他并得出结论日本在第一次明治维新时是竭力挣扎学德国(80)。而当时明治年间日本这种学习德国的氛围竟然影响到他，从而使他的撰述中出现了赫尔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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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著述具体体现在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周作人对民俗学的贡献，见吴平撰编后记，410～423页。有关研究见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五讲《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有关中国20世纪初起的民间文学运动，可参考户晓辉：《现代性于民间文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洪长泰著、董晓萍译《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Going to the People：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1918-193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大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钟敬文：《钟敬文自选集——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多数都提到周作人的民俗学研究及其接受的西方与日本学术影响，但未讨论到赫尔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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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赵京华在《周作人与柳田国男》一文中梳理了周作人民俗思想中的两种外来渊源，并追溯了周作人在柳田民俗学说影响下对于中国道教和民间宗教的研究；见《周作人与柳田国男》，载《鲁迅研究月刊》，2002，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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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iyan Lee，“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JAS，Vol．64，No．1（2005），pp．35-65，特别是35～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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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oming Liu，“From L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Zhou Zuoren’s（1885-1968）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AM，3rd series，15：1（2002），pp．10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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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周作人1920年10月26日在北平孔德学校的演讲，收入《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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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文收入民国八年出版的《谈虎集》，见《知堂小品》，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他还提到其他一些德国学者如弗洛伊德（周写作弗洛伊特），氏著《北河沿通信》，见《知堂小品》，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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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收入《谈龙集》，见《周作人自编文集》，24～27页，特别是2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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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神林恒道：《美学事始：芸術学の日本近代》，81～86页，东京，劲草书房，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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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柳田国男民俗学与日本近代思想关系的研究，见子安宣邦：《日本近代思想批判——一国知の成立》，第一部分，东京，岩波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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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作人：《和尚与小僧》，1934年5月作，见《夜读钞》，《周作人自编文集》，123～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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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作人：《夜读抄》，《周作人自编文集》，7～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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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周作人：《我的杂学》，见《周作人民俗学论集》，2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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