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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世纪对于中国而言，也同样面对现代化的冲击，正是所谓天朝大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知识人对于真理和自由有更深切的渴望。而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则是寅恪先生。本章的重点是在现代语境下来理解寅恪的自由观(2)，尽管引用、谈论寅恪所论自由的坊间作品很多，但仍缺乏细致而深入的学术探讨。这里打算就寅恪先生论著中所出现的“自由”一词以及其文字、言论中所体现的“自由”从学术角度作一番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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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和许多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知识分子不同。首先，他出身于清末的清流政治家庭，他的祖父陈宝箴（1831—1900），因参与1898年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等策划的维新变法而受政治迫害。他自幼受过极好的儒家经学教育。如其妹夫俞大维（1897—1993）所说，他幼年念过《说文解字》和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二人的书，“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3)其次，他青年时代游学欧美日本，在柏林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学习历史、比较语言学、东方学，受过很好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由于在欧美游学多年的经历，他对欧美一般社会风尚和习气的观察也十分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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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他不像胡适、蒋廷黻、俞大维等人或出任政府要职或出使域外，他一生从未亲身参与政治活动，甚至连学术行政工作都未真正参与，但他却十分关心政治，亦可以说从未与政治绝缘。他的祖父、父亲均与晚清政治关系密切(4)，而他本人一生的各个阶段均和政治人物发生各种瓜葛。如在重庆时期，即曾参加蒋介石为中研院举办的宴会。而晚年亦曾经有一段时间颇受政府的关注，陶铸副总理对他颇为礼遇。他的妹夫俞大维官居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国防部长。他与胡适、傅斯年等作为学术领袖掌握许多学术界人力和物力资源和学术界主导权不同，虽然曾位居部聘教授，但在学术界并不像胡、傅那样掌握权力(5)。虽然他的文集看上去似乎都是学术文章，可是在好友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寅恪对东西方政治、文化、社会风俗有颇多议论。最后，他虽然留学欧美多年，竟然从未拿过任何学位。这一点和他同时代的一些留学海外的知识人非常不同。他在哈佛的同学韦卓民、吴宓、汤用彤都至少拿了硕士，赵元任、俞大维、李济等则拿到哈佛博士。甚至其他大学的学习人文学科的留学生如胡适、冯友兰等均拿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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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的晚年饱受批判，但以七十九岁去世在中国传统而言仍算高龄，其身后留下的诗作颇多，在后世引起颇多讨论。这一点颇类似王国维（1877—1927）的身后事。王国维生前虽然也看似一纯粹学人，却是清朝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更在1927年大革命的北伐声势如日中天之际突然以五十岁之学术英年投昆明湖自尽，从而在知识人的圈子中引发许多猜测和议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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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世纪的许多中国知识人不同的是，寅恪先生是少数时常将“自由”二字形诸文字的学人。较早的例子如1927年为纪念王国维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彰显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7)，晚年的名作《论再生缘》以及《柳如是别传》中亦颇见有关自由思想的议论，可见寅恪一贯坚持思想自由。陈弱水先生早已指出寅恪先生一生对自由问题极为敏感，“时时表达对学术自由的坚持，在现代中国实属罕见。”(8)他认为寅恪对于学术与自由不可分的看法与现代西方知识哲学暗合。此说会被寅恪认可，应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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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十八 清华校园内的海宁王先生之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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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世学者亦有责任清楚地梳理他对于自由的阐释及其时代的语境。本章认为寅恪的自由观可分为个人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两个层次，这两者又可从思想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两个角度展开讨论，此处的讨论也围绕这两部分从这两个角度展开，探讨寅恪个人主义自由观的内涵与实质，及其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思想传统的因素，主要从思想之自由、不从流俗的少数主义、民族学术的独立等各方面展开。对于寅恪民族自由观的探讨，此处亦将注重其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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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170598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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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 第一节 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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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一生的作品，对“自由”两个字非常偏爱。这种偏爱从其历年的诗作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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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阅报戏作二绝（庚午）》“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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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8月《戊寅蒙自七夕》：“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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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十年诗用听水斋韵并序》：“赢得声名薄幸留，十年梦觉海西头。擘钗合钿缘何事，换羽移宫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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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苹花即自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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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诗作中的“自由”一语，贯穿寅恪一生，可见其在寅恪思想中的重要。然而，寅恪对自由最为著名的阐释却见于1927年所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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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仁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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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雄文中，自由一词出现三次，独立一词出现两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并列出现，并特别提到有独立自由意志。寅恪先生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特别是个体的思想和精神的自由，当然也牵涉到个体在政治上的自由，下文将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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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恪先生所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际上也引起了误解。比如李慎之先生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一文中认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一句出自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Patrick Henry，1736—1799）。此人以在演讲中喊出“给我自由或给我死亡”（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一语闻名。他于1775年3月23日在里士满的圣约翰教堂对弗吉尼亚议会（House of Burgesses）发表演讲。当时在场的听众中有美国独立运动领导人华盛顿和杰斐逊。他在说到这一句时拿着一把象牙制成的拆信刀对准自己的心脏。他的雄伟演讲极大地刺激了弗吉尼亚议会支持独立战争的军事行动。李慎之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出典固然不错，但出典之语境更牵涉到政治的自由，强调的是北美殖民地人民所要求的政治自由，而非寅恪所论之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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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慎之这里指出其出典可证明寅恪之所为自由之思想并非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之语境。他还指出胡适认为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而他不同意胡适此说，并举寅恪表彰陈端生、柳如是的自由独立精神为例，不认为寅恪是旧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比较了寅恪和曾国藩对中国旧文化的看法，认为寅恪已经对专制主义的中国旧文化看得十分清楚，但从《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可以看出寅恪在感情上对纲纪之说有所依恋。李慎之认为三纲六纪之外，寅恪对中国文化的第二个定义是以儒、释、道三教为中心的中国思想。李慎之先生的说法虽有其独到之处，但也有不足。他前面讲政治自由，后面又转向文化，谈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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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细致地分析寅恪先生所撰这篇纪念碑铭，并结合寅恪所处的历史时代才可以确知寅恪的自由观。这篇纪念碑铭传达的意思，值得重视的有这样数端。首先，寅恪特别注重士人的身份认同。他在文中指出王国维是士，士的使命是读书治学。我们稍读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可知，士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阶层，处于四民社会中所谓士、农、工、商四民之首，是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寅恪所谓士之读书治学，不仅指出了王国维的社会身份与个人使命，实际上也是自我期许，因为他自己也正是一位士人。中国传统中的士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学人，也不同于西方的知识人，因为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关怀、政治参与以及家族观念赋予了他独特的地位。寅恪所称颂的王国维的自由之思想是否也带有政治性呢？应该是有的，他所说王国维的自由之思想应该也包括了王国维之不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之影响，而有其独立之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当然指个人之自由意志不受政治局势之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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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寅恪对王国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阐释颇受西方思想传统的影响，将个人的自由归结为个人之意志之自由。主张“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显然将士人的使命确定为脱离俗谛，发扬真理，且思想上必须是自由的，否则不如死去。换言之，士人以外的人所信奉的所谓真谛，抑或真理，乃是俗谛。只有具有自由思想的士人才能发扬真理而得到自由。这颇让我们想起本文开篇引用的《圣经》中的话，“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寅恪虽然没有明说他的说法受到《圣经》的影响，但是从寅恪其他著述可知他对于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经典的《圣经》却毫不陌生(11)。比如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提到“以新瓶而装旧酒”一语(12)，指用新的形式来讨论旧的内容。其实这句短语出自在西方人尽皆知的《圣经》中所谓“旧瓶装新酒”一语，见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七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瓶里。若是这样，旧瓶就裂开，酒漏出来，连旧瓶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瓶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以及《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二节，“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瓶里。恐怕酒把旧瓶裂开，酒和旧瓶都坏了，惟把新酒装在新瓶里。”除了将真理与自由结合在一起讲颇有渊源于西方思想的嫌疑之外，寅恪所谓“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一句中“自由意志”的说法应该也是舶来品。中国思想传统中当然也有所谓“自由意志”的因素，但“自由意志”本身这一说法，应来自近代西方思想似无疑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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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寅恪非常强调王国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主要讲王先生在政治上不受一个王朝之束缚，因而可以说这里强调的是政治上的个人自由。在他看来，王的死不是像一些人猜测的因为王国维与罗振玉的个人恩怨，也并非因为清政府的覆亡，而仅仅是个人的独立自由意志。我们应该注意到，在王国维自杀的时代，清帝下诏退位已经多年，甚至袁世凯登基的闹剧也渐渐为人们所遗忘，王国维当然不太可能仍为清朝廷尽忠，他对于旧文化的依恋远超对旧政权的依恋。而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正是广州革命政府组织的北伐节节胜利之际，而北方知识界新派学人颇有同情革命者，虽然1917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开展了一系列批判传统文化的活动，但南方革命政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革命则以暴力摧毁了许多文化遗产，也结束了许多旧派士人的生命。对于这一现状，王不可能不有所警觉。寅恪强调王国维的个人的独立自由意志，其意义乃在于揭示王国维生命中的不服从暴力，不服从当时深受新派学人欢迎的革命俗谛。而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士人所不同于凡夫的独特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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