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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韩振江在大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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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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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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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占领了位于中南海怀仁堂西四所的北平研究院办公地点，将未能及时转移掩蔽的考古原始资料、文件等大量掠夺，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很是痛心。父亲作为徐旭生的行政助手，在和后方取得联系后，和化学所所长刘为涛、物理所钱临照三个人一起，将北平研究所事前隐藏在中法大学的资料、贵重仪器等，还有他隐藏在中德学会的一些原始资料，一并委托东交民巷的英商太平洋公司，由天津搭乘英轮，取道香港和越南海防，终于在1939年夏天运到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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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徐老伯和我聊天时说，你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完全来自他的自觉。“七七事变”后史学研究所留有七八个人，但考古组就剩了他一个（徐老伯先于他去了昆明），他照例上班。有时为了躲开日军在中南海里的骚扰，就到北平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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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城里的气氛逐渐紧张。家里小院子南墙外紧临着的大马路（现在的平安大街）上，常有日军背着带刺刀的步枪来往巡逻，军靴“咔咔”地很是刺耳。院子大门常常要紧闭着，小孩子更不能随便出去。还有多次，在急迫的敲门声后，两三个日军蛮横地冲到各个屋内四处搜查，首先是翻查抽屉，把里面的物品全倒在桌子上，进而翻查柜子，连同床下、被褥下都用刺刀挑起来翻看。我清楚记得，每次我都被吓得紧紧地抱住母亲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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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各家不允许存有收音机，害怕你用短波段听取外地电台。父亲把收音机用蓝布包起来，藏在院角厕所的柴火堆里，奶奶自此就再也没能听它了。家里也不能有较多的图书报纸文献资料、信件纸张等，免得惹麻烦。父亲把他自己的文字资料分几批带出去了，多是藏在中德学会办公室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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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先期到达昆明的徐旭生来电报通知，说父亲现在可以并且要尽快动身转移去昆明。考虑到交通极度困难和时局震荡，也为了避免离开北平时日军的阻拦，只能和徐老伯一样，暂不带家眷同去。研究院设法给他购买了机票，从上海绕道香港，再到越南或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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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实在没这个思想准备，曾一再劝说父亲：咱们好不容易安好了这个家，你却要妻离子散，丢弃我，这是何苦呢。能否就在北平另外找个工作，例如当个老师算了，不必长途跋涉去昆明了。“世态万变难预料，咱们活在一起吧”，我的身体也不好，你的儿子刚一岁还没断奶，“家有母亲儿不远离”啊，再加上日本宪兵无缘无故地常来家中搜查，日益紧张，家里没有个男人应承实在是太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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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直接回答奶奶的要求，沉默了几天，最终还是以“我离不开我刚刚开了个头的事情，那些资料需要我去整理”为理由恳求并带有些勉强地说服了奶奶，并承诺不久会回来的。然后，毅然决然匆匆启程，和刘为涛、钱临照历经一个多月时间到达了昆明，和徐旭生会合了。临行前父亲还特意给奶奶买了一架留声机和一些京戏、京韵大鼓的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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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抉择，时年29岁。也是成家后第一次离开了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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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开北平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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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他去昆明的行程，我有一个旁证。1986年年底，他突然接到了一封从《人民日报》编辑手里转过来的信，是他的一位“船友”谭振中先生寄来的。原来，1938年他们同在一艘轮船上，从天津出发去的香港，两人在香港分手后各自去了昆明和重庆。两人当时在船上几天，互相说了许多抗日救国的慷慨之词，所以都还记得对方。建国后，谭先生曾多次打听父亲的消息，但都没有成功。原来，他在天津建筑材料研究所任高级工程师，有一天意外地在1986年12月5日的报纸上看到父亲在内蒙古考察的消息。父亲接到他的信后，也很兴奋。次年，两人相逢，感慨万分。母亲说他们谈得很投机，让她也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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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动身去昆明时，嘱咐我奶奶带着我们母子迁移到别处居住。1941年初，奶奶把厂桥的房子卖了，再买下西城区石碑胡同（现更名育德胡同）西头21号的小宅院，全家向西迁移了一公里多。这里居民密集，心里踏实些。这时，奶奶手里的零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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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那边，高阳地区于1938年初被日军占领，工厂厂房亦被征做仓库，设备被拆散军用，400名工人失业。厂子里能转移出来的有限的流动资金全部交由我三伯父带到西安开拓新的活动领域，每个股东都不再支取生活费用，无人例外。从日本侵略者对老家的占领开始，高阳地区就成了日军与国民党、共产党争夺的前沿，1945年以后又是国共拉锯战的焦点，直到解放军取得全面胜利。我们大家族的命运与情感，和这里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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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我们的生活费用全部依靠父亲的工资。父亲晚年曾提起：那时顾颉刚的月工资是400大洋；徐旭生自己给自己定的月工资是200大洋，有领导劝他再向上调一点儿，徐老伯没有同意；而父亲的工资是56大洋，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是确实不够花销的。50年代，王天木伯伯告诉过我：“你爸爸在北平，工资仅有56元，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的工资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两倍，是北平研究院的两三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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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碑胡同的新居是两进式的四合院，外部环境相对僻静些。接着奶奶又让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两家人也从老家迁来北平。我大姑家住在西单牌楼，我二姑一家则和我奶奶住在一起，院子里总算有了男人当家对外。我的两个姑父都是在高阳和保定与天津之间买卖布匹，转而住到北平仍能继续做这些生意。我的二伯父还开办了一个小衬衣厂和一个皮革厂，各有十几名工人，都是从老家招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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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末，研究所来了通知，说现在交通情况稍好些，可以设法把我们家属从沦陷区转移到大后方去。父母通了几个电报，商量奶奶的安排问题。最后的决定是：奶奶已经近70岁了，还是说服她，让她在北平和两个姑姑一起生活，等待我们“不会太久”返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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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把舅舅请来北平，由他陪同我们坐火车经天津去上海。按照奶奶的建议，多买些硬面饽饽，多煮些茶叶蛋，这两样能经住饿，“出门就不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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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上海的前几天，母亲还执意请舅舅陪同去看了曹禺的话剧《原野》。年幼的我只是记得话剧开场时的一个片段：在铁路线旁边，一个傻子模仿着火车的开动来回跑着，并向旁边取笑他的人说：“鼻涕的味道是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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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还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母亲曾几次说起来。我问，怎么在那个时候还有兴致看场话剧？母亲说，她以前只是在学校看过小的话剧（被称为“活报剧”），在北平等待去昆明的几年里，几次看到了报纸上的话剧广告，真想去看一场。那时看场话剧是很时髦的，剧目多是有进步思想的，涉及摆脱旧势力、摆脱封建家庭的，例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可是若想大老晚的，带着你出去看什么新戏，会让你奶奶觉得很张扬。如果协同几个同学去也很费力，那时没有电话联系啊。所以，到了上海，这里是话剧的发源地，当然机会难得。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第二次进入剧场，已是五年后重返北平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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