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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谁家也没有收音机，唯一的信息来源是报纸。报纸是用黄色的稻草纸印刷的，正面还算比较光整，印刷的字迹也算清楚，背面粗糙，不少铅字就难辨认了。没有邮电局，两天才能拿到一次报纸。研究所有一名“邮夫”（脚夫），每隔一天徒步进一次城，把要邮寄出的信件交给邮局，再把近两天的报纸和信件捎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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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用煤油灯，但很多时候买不到“洋油”（煤油），只好用菜油和灯芯草点燃的灰暗小灯。有时连火柴也买不到，火柴也多是含磷的，即在地面一摩擦就能燃烧的“不安全火柴”。1943年才有了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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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极度缺乏，办公或写信的白色纸张成为稀缺品，更没有印刷条件。父亲一生很节约纸张，总要把废纸中没有字的边角裁下来，放在左端抽屉备用。后来我还发现这个做法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那一代“文化人”在抗战时期养成的共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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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里几乎没有店铺，只有家庭式的微型小卖部。更没有书店、医药店。生活用品的来源只有两公里外的“龙头街”集市，它的旁边就是龙头村，聚集了西南联大的一部分师生。原本是按照农历逢一逢五赶集，但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改变了集市的旧规矩，变成了每个周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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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至1944年，时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物价飞涨。常常有些纸币过时成了废纸，变成儿童们的珍藏品、玩具。当时有好几种纸货币，其中使用最多的是“法币”。为了让职工们少受涨价损失，有时便发放相当于工资额度的大米。职员们多在赶集的那天或提或抱一袋大米到集市，先卖掉这些大米得到纸钞，再掉头去买些蔬菜和油盐酱醋，以及少量的肉类副食。赶集成了这些文化人极其重要的假日休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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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只能维持温饱，他们舍不得常吃肉，余钱很少。曾有约半年多的时间，极其有限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有人笑说，现在我们可真是“君子之家贫如水”啊。我在以后才感觉到，我们这些孩子们创造了很多童年纪录：没有进城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吃过一次饭馆，没有到理发馆理过发。就连父亲的头发，也是母亲给理的。我们全家没有照过一张全家福（父亲刚到黑龙潭时，手头还算宽裕，自己照过几张相，但我和母亲来了之后开销已经逐年吃紧了），孩子们不知道收音机是什么，没有玩具（只有用竹子削成的手枪或布制、泥制的娃娃等），也从不知有打牌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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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清苦，有许多的小故事可讲，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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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昆明时，每晚三个人在一起，可吃到一根香蕉。母亲把它分成三段，我先挑。不知我是怎么知道的，中间那块最香最大，于是无论母亲怎样分割，我都挑中间的。可有了弟妹后，香蕉就在我家很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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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里买来了一“大”包的五香花生米，母亲每天在我上学前给我几粒，我说太少不够吃，后来增加到10粒，就绝不再增加了。父亲教我，不要整粒吃，把它先掰开，再把那半个分为两半，一点点放嘴里，满嘴总是香的，就解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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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曾说，过两天将把两棵栗子树上的栗子打下来分给大家，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她还没有看到过外面带毛刺的栗子是啥样子。过两天我分到了三个，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我经不住它的吸引便一个接一个地吃光了，回家很难堪。此事被父亲多次当笑话讲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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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花鱼沟村子里有农家出售鲜牛奶了，于是我每天上学要背书包，再背一个装牛奶瓶子的小布包，负责给弟弟妹妹携带牛奶。只有一瓶，我喜欢喝，但轮不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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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父母商量了几次，才去茨坝买来了毛线，给父亲织了毛背心，再用剩余的线给我织了一件，此时毛线用量已很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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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饮食品种单调，加之缺医少药，父亲的牙齿曾经多处出现松动。弟弟悌之得霍乱病持续了一个月，刚刚病愈又复发，以致病好之后消瘦许多，下床后都不会走路了。妹妹慎之和怡之曾得了眼疾和湿疹，医治许久方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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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妹妹的诞生，都是由钱临照先生的妻子从龙头街赶来完成接生的。有一次是半夜，由一个壮工提着煤油马灯护送，冒雨急忙赶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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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母亲讲，那时的知识分子依旧有些旧思想残余，植物园有对夫妇是福建人，妻子生育后丈夫协助妻子洗婴儿尿布，竟成了男人们的笑柄。但丈夫协助妻子做些好菜却是可自夸的美事。我父亲的拿手食品是花生糖，窍门是用鸡蛋清调和白糖熬制糖液。俞伯伯的拿手食品，是用馒头来制作黄面酱。钱临照先生则擅长制作荞面饼子，当地称作“粑粑”。许多人家学会了制作肉松、腊肠、酱豆腐、炸排叉等。所以大多数家庭都是清贫而愉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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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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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六岁的我该上学了。从黑龙潭到最近的小学校，有约两公里的直线距离，但地势近乎丘陵。有一条自然走出来的弯曲小土路，夏季时常有小小的泉眼，从几个低洼处，汩汩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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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就是茨坝，现在的昆明人都知道。它原是个小村子，抗战初期为了抗战的紧迫需要，在那里建设了一个“中央机器厂”（现在为昆明机床厂），主要是看中了这里地势平坦。在茨坝，原来只有一个私塾学堂，不敷需要，于是该厂在其东边和十余户人家的花鱼沟村子相邻的空地，盖了一个很小的院子和两排平房，每排平房有五间的样子，起名“中央机器厂职工子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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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学要走的大部分路段都是野地和庄稼地，人烟稀少，最后一小段路才穿过花鱼沟村，再跨过一个小木桥就是学校了。这个小木桥跨过一条清澈的小溪，传说在这小溪里原本生长一种身上有斑点的小鱼，故名花鱼沟。现在这个村子变大了，村名依旧，就是偏偏见不到那条可贵而神奇的小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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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头几天，父亲送我走到学校，再后是只送我前半程，一两个月后就是我自己上路了。这条弯曲自然形成的羊肠小路，两边大多是荒芜的野草灌木丛，当然也能看到喇叭花一类的野花、野果。由于人烟稀少，有时还有土匪出没，偶尔还能听到枪响。只有个别时节会遇到背着木炭的背炭工，他们生活较苦，背着的长条筐篓里面装的是烧制好的木炭。经过这条小路到达黑龙潭之后再上大路，到昆明市区街面出售。他们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头戴着褐色的圆形毡帽，可以遮雨还可以当作舀子从小溪里取水喝。另一个特征是手持一个木棍子，走路当拐杖，休息时把它叉在筐子下方作支柱，就这样一口气可走几十里路。父亲曾对我说，你的学习也要像他们一样，背起重物就不再卸下，一直奔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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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的规模很小，有七八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老师和六七十个学生。有的老师本是中学老师，后来俞伯母被招来做校长，她原就是中学校长。学校仅有三四间教室，多是两个年级的学生聚集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先给一边的一个年级学生讲课，留下课堂作业或自习，然后再给另一个年级的学生们讲课。讲课的老师就是班主任，同时负责美术、手工、体育和音乐等课程。后面的这些课程没有任何教学材料，任凭老师自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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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俞伯伯的女儿俞兆珠摄于花鱼沟村。镜头朝西，远方为西山的北端，这是我在昆明五年里唯一的照片（俞德浚摄于19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