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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又说：你可别和你爸提这些，免得他心痛，他也不会说啥的，尽管他心里也憋屈。你爸就是能憋得住，所里的陈梦家先生、北大的向达先生被打成了右派，他回家就是没有说，完全埋在自个心里，我是从徐伯母那里听说之后再问他，他才说：“陈梦家是个少有的人才啊，就连在昆明的闻一多也在抗战胜利后举荐他去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啊。可惜啊——虽然他独来独往，自恃清高。向达先生更是个直筒子的人，遭殃了啊……”“翦先生在主席台上尖锐地批判向先生，向先生在台下死死低着头，两个人原本是亲密战友啊……情景凄惨，我怎能不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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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父亲在考古所的那些“错误言论”都是些什么呢？多年后我问过他，他大概说了说，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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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修路和通车的关系”问题。父亲说他在西南地区看到，那里的司机可以克服许多难关，勉勉强强地把艰险的路途好歹填平应付一下，只图把自己的车开过去就了事了。但我们是研究所，不能这样，研究所就必须把学科建设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要建设一条好的公路。有了好的路，完成当前的各项任务和紧迫课题（通车）就顺理成章了，就顺畅了，功劳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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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关于“过河人与建桥人的关系”问题。父亲说，这句话的第一个意思是，我们的各项研究工作如同吃馒头，如果吃了三个馒头还不饱，吃第四个饱了，决不能说这只是第四个馒头的功劳，进而否定或忘记前面的工作成绩。考古工作就是要一代人一代人地接力继承，不要忘记、忽视前人。我们和旧社会一刀两断，可学科工作如何接续和划清界限需要掂量。再一个意思是，过了河的人不要忘记修桥，更不能过河拆桥，给以后的研究造成麻烦。现在应该强调的是做好发掘和自己的研究报告，但不能给后人的继续研究工作、科普工作、文物保护等工作挡路，造成人为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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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己的上述言论做“深刻批判”的几次检查中，他的内心肯定是极痛苦的。我看了他的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稿，写得很是牵强，谈不上逻辑性。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观点、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散漫等帽子都扣上了。都是为了“蒙混过关”吧。而到了90年代，我忽然发现，他的这些右倾言论，却和三十多年后的谈话有些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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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里还提到，对于傅斯年的政治面孔认识批判不足，还曾设想在大陆也应当出现几个新的傅斯年。关于这一点我和母亲都知道，他的这一点是“轻描淡写”了。记得王振铎先生和我父亲聊天时，曾多次说到傅斯年、（李）济之的学术研究，还有他和傅斯年多年交往期间的许多趣闻。他俩有过很合拍的言论，曾激动地说：“就要学着傅斯年、济之的样子做学问”，“这里太缺个这样的热心于学术集体和关怀年轻人的‘老母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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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提到，在北大的讲课过程中所散布的三反言论，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秦始皇很专横，搞了焚书坑儒；说清代有文字狱；说有个朝代社会治安很好，路不拾遗，没有黄世仁压迫杨白劳那样凄惨的事情，美化万恶的旧社会。而最为“恶毒诬蔑新社会”的言论是，说有的墓葬里会依次堆积有几个朝代的物件，就像现在的天安门广场，既有过去皇帝的建筑，也有我们新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它们连接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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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心目中，对于学生们尖锐的批评却从没有太往心里去。母亲很清楚这一点，他曾对母亲说：“学生嘛，天真没有歹心，有啥可怕，算不上是人身攻击，如果他们没点热情和志向怎么能成。骂就骂呗，多少人被骂了多少年，还不照样吃饭、做学问？你说话、写文章之前就要有被人骂的思想准备，听听学生骂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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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8年，北大的学生们写的批判苏秉琦的反动学术思想期刊发表了。此后多少年过去，他却几次说，里面毕竟还是有些可思考、很重要的地方。在80年代我曾问他，究竟是哪些可思考的地方。他说：学生们要求我教学里要“见物又见人”，其实我没有想“见物不见人”，考古学本身就是隶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就是要弄清历史，历史就是讲人类的活动。所以双方在认识上，没有根本性不相容的矛盾。“1959年末，我和学生们去陕西泉护村做发掘，整来了一大堆陶片，一起整理，双方的分歧误解也就消除了许多了。”他又告诉我：1965年《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文章的出现，也和学生们有关，这篇文章是我和学生们集体编写教材之后才逐渐萌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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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感觉，学生们提到的“见物又见人”，或者现在说的“透物见人”，父亲一直埋在心底没有忘却。三十年后的1987年父亲提出的“动态考古”固然是从更深的理论角度说的，他解释说是针对“描述的科学”而言的，但毕竟是强调要通过器物来透射出人类的生产活动、人的生活面目(2)。他曾说准备在这一方面继续研究下去，却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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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在洛阳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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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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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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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小回阳”的日子，国庆节刚过不久，父亲突然接到了社科院的通知，说让他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学部委员扩大会议”。此前，他还没有进过人民大会堂的大门。父亲急忙让母亲陪他到从上海迁到西四的“造寸服装店”，专门定制了一套讲究的中山服，又去王府井的“四联”理了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三十年来所参加的、也是他此生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而在此之前他参加的最大的会议，就是1949年在文津街一个小礼堂举行的、由郭沫若主持的“中国科学院”成立大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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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途他回了一次家，顺便对母亲提起，会议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有个大北照相馆拍摄的合影，如果想要一份可以登记并交纳费用。母亲立刻说，多光荣的事啊，你还和我说什么，你登记交钱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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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会议前夕，赶巧三伯父来我家，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很高兴。此后再次来我家时，问我父亲：你参加了会议之后，你的环境和工作有了些新的起色了吗？父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当然我的大脑没休息，倒是更明白了，考古工作、历史研究都需要能够为民族的自信心加油鼓气，为“大政治”服务。我们子女们在一旁听了，觉得一头雾水。怎么还有个“大政治”一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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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到了1985年，一次和父亲聊天，他说，旧社会有句老话，叫作“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话不假。知识分子所求的也很简单，就是能得到认可。这首先是自己劳动成果被认可，和自己人格的被认可。接着又解释说，当然，当不被认可时会很痛苦的，例如顾颉刚先生。但是当顺利得到领导的赞许春风得意时尤其需要冷静，一时的得意顺畅不一定是美事。1958年“大跃进”，站出来说亩产几万多斤粮食符合科学道理，为报纸所认可了，可这就跌跟头了。所以，所谓的被认可，应当是被事后的社会所认可，为学科以后的发展所认可，为后人所认可，而不是眼下领导人或报纸给你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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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说，好的名厨，要潜心琢磨几个拿手好菜留给世人，它必定是大菜，但并不一定是山珍海味的材料，却能永受欢迎。在60年代初，我和你妈妈受邀到东安市场里面的湘蜀餐厅（那个牌匾是郭沫若题的字），吃了那里的名菜——鱼香肉丝和松鼠鳜鱼。那是我俩第一次吃，真好。几年过去，现在好多饭店都能制作了，而发明这道菜肴的厨师才是真正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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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说过，四川的高级厨师有一道汤，价格不低于一道热菜。表面看似一小盆清水，很不招眼，可喝起来美妙极了，怎么回事？要用好多细选的肉材和佐料，文火久煮几个小时，再把固体物捞出，是浑汤，再倒入鸡肉糜继续慢煮，鸡肉把美味留下，把汤里浑浊物都沉淀了，再把这清清的汤水呈献给客人。我们做事情也要学会慢工出巧活，用朴素无华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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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文革”前夕的他，思想深处已经认识到，自己既然是个最普通的研究人员，就不要热心于看重眼下一时的“应时小炒”，而是要有点“顾颉刚精神”：更多的是为着以后。这些和50年代他与王振铎先生两人意气飞扬，指点北京文物工作的状态已相去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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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父亲再次对我说：“认可，首先是自己心里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到了晚年，他还对这句话做过补充：小的时候父母常对自己说要当乖孩子（得到大人的认可），上学了又说要当乖学生（得到老师的认可），工作了又说要当一颗螺丝钉（得到领导的认可）。可到了早已是壮年或老年人的时候，“认可”就应该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了。“你不需要我的承认，我也不需要你的承认。人生短暂，没那么多时间来期待承认。求同存异，大同小异，甚至是小同大异，自有历史评说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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