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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末至5月初，父亲应邀参加了成都三星堆、十二桥古遗址现场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其中讲道：“我们讲考古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单纯地把某些发现的文物累积到一块，就说它代表了巴蜀文化。那就不对了，那不是学科，一个学科得成体系。……这次来，我又选了二十多件标本，它们大致可以跨越咱们这里从五千年到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时期，能够看到从头到尾的那条红线，可以把这段历史串起来了。所以，通过我们的工作看到了巴蜀文化的自成体系。……三星堆和十二桥这两个地方可以连成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树立起来的巴蜀文化的一个学术标杆。”又和我们说，四川人的聪明睿智，在那些铜人凸出来的眼睛里表现得十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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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会议上，他还讲到了在成都会议之前，“从1982年到1984年，我们连续召开了几个会议，核心却只有一个，就是‘看到一个北方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我曾做过检索，发现他说的这几个会议，一是1982年8月在蔚县西合营乡召开的考古工作现场会，会上他指出：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和双向通道，并提议半年后去辽宁朝阳开现场会，以对这个北方与中原的交会作进一步的探讨。二是1983年7月在朝阳召开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强调这一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议在凌源、建平和喀左三县交界地带多做工作。三是1984年8月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正式提出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这一概念，并就这一广大地带的古文化区系类型问题谈了他最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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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三岔口示意图”（绘于198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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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考古座谈会（陶宗冶摄于198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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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170599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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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师生情同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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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常对人说：“我的成果，都是学生们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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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从1983年开始，也就是他离开了北大教学工作后不久，有几个学生多次前来向父亲提议，把他近二三十年来的文章和会议讲话，汇集起来成一本书，可以较集中地了解和反映他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父亲听了却并不积极，觉得当前大事不是自己写的文章，而是要把“众人拾柴”搞起来。最后，是在俞伟超和张忠培两位弟子一同登门的恳求下，他终于同意了一个“妥协”方案：先出版《苏秉琦考古论文集》，之后出个不定期的学术性刊物，让广大的专业人员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人，就学术思想和方法一起参与讨论，共同提高，或许更有眼下的实际意义，也会有更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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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亲对两个学生“妥协”的产物，他的考古研究论文集很快地编辑出版了，据说反响还不错，因此父亲对于学生给他出书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认可了。有一次，他在家里人一起聊天时说：“现在让学生们把我的文章汇集起来，规规矩矩地留在世上，也是我这个老兵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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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晚年曾对我们说过：“俗话说善有善报，这当属迷信。但如果善心待学生，的确有善报。我走到哪里就能看到、摸到、听到哪里，难得的优惠待遇能让我脑子里留下一些难得的积淀。这些学生们在实践里的思考和疑问，给了我营养，我们一起琢磨。所以，我是吸收、汇总了大家的认识，而形成的思路、观点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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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父亲去北大工作起，我们就逐渐体会到父亲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爱，甚至超过了对自己的孩子。60年代，家里买了一台苏联产的14寸黑白电视机，学校里没有，于是不少学生在周末，大老远地来我家，做客、聊家常、看电视，父亲喜形于色。从一些学生的谈话里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好，学生们愿意和他聊天，没有距离感。还听说有位学生家境困难，他就暗暗给予了关怀，但绝不宣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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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毕业学生的工作思想情况依旧很关注。比如他几次去琉璃河博物馆时，得知那里很缺人手，又偶然听说有个学考古的在附近教小学生，就找人跑了几个部门联系多次，最后终于做到了人尽其用。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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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很尊重也很支持的佟柱臣先生，他的女儿佟伟华考入了北大考古专业。父亲对她更是格外的喜欢，鼓励她一定要念好专业，为她父亲争气，也多次邀请她和同学们节日里来我家做客。父亲每次见到佟先生都会向他交代几句关于佟伟华的情况。可是她毕业后没有分配到对口的职位，那时父亲正在五七干校里，曾私下和佟老嘟囔过几次。后来佟伟华考上了我父亲和严文明的研究生，父亲很关心她，但是绝不放松要求。她毕业后，父亲说：“她给她父亲争了光彩。”我曾分别听到不同学生诚挚地对我说道：“在我的心目里，都把你父亲当作我的父亲了，他确实值得我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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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国田，内蒙古敖汉旗文物管理所的所长。在文物调查中，团结了调查组全体年轻人，克服了多重困难，以小投入取得了大丰收。父亲得知这个成果很欣慰，主动和他联系交流，以后只要有机会都要和他见面谈谈，二人成了好友。父亲还在好几个场合，拿这个实例向人介绍。敖汉旗的工作意义，后来逐渐凸显出来了。我曾看到有文章说：“在兴隆洼遗址（赤峰敖汉旗），考古学家发现了用真玉精制的玉器，标志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在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赤峰敖汉旗），发现刻有猪龙、凤鸟和以鹿为原型的麒麟陶尊，充分说明了社会分化已很明显。而在中原，这类最早的‘艺术神器’则是距今60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堆塑，要比内蒙古地区晚10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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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江苏省文物局的人，后来担任了常州博物馆的馆长，曾被称赞为“考古女能人”。她本不是父亲的学生，但好学好问，因此也就算作父亲的学生了。据她回忆说，60年代在山东大汶口工作时，她曾邀请父亲前去指导，当时条件较差，住宿只能安排在简陋的办公室里。父亲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和大家一起分析陶器的形态演进过程，讨论分类分期问题，让她很是敬佩和感动。父亲曾对她说，资料少就更要细嚼慢咽。做文物普查期间，父亲告诉她要注意年轻工人的考古知识培养，而绝不要把他们当作劳动力看待。这事果然见到了效果，那里后来发掘出土的已经炭化了的我国早期人工培育的米粒，据说就是一位熟悉了业务的年轻工人最早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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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几个学生来家里做客，父亲便对他们说，你们既要听取各方意见，又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他还讲了个笑话说：一个老爹带着儿子去集市卖驴。遇到路人甲说，哈，太傻啦，该骑着驴去啊，于是两人骑上了驴。又遇路人乙说，太不爱护牲口啦，于是改成了儿子一人骑。又遇到路人丙说，该尊重老人呀，就改成了爹爹骑，还是被人骂。最后爹爹明白了，咱们两个人抬着驴赶集吧。路人皆笑，爹爹对儿子说，哈哈，他们不再骂咱了，我们得到了最佳答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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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后期，有位湘潭大学的老师易漫白，为了提高有关考古和历史的教学质量，就与本不相识的父亲多次写信、电话联系后，带着三名年轻教师风风火火地赶来北京，请父亲每天下午在家里讲课几个小时，连续了四五天。那时，父亲正患有带状疱疹，疼得厉害，可他让母亲不要透露给客人，坚持完成了任务。这位易老师一直称呼父亲是老师，他说，我就是苏老的学生呀。事后有别的客人和我们说起这次额外负担（“秘密”讲学）时，认为父亲“不该允诺”。可父亲却说：“人家虚心前来，我从中也得到乐趣，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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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情谊在生活上也是如此。1984年，俞伟超从美国访问回来，特地用他结余下来的生活费买来了一个电饭锅，说你们老两口有了它可以吃得更可口些。我弟弟在美国听到此事后来信说：真是感谢，俞先生走到我们儿女的前面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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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8年秋，父亲住院安装起搏器期间，我第二次深切感受到了他们师生间的情分（第一次是1976年我家的厨房建设）。许多学生和同仁发自内心地前来探望，有俞伟超、徐光冀、徐苹芳、宿白、佟柱臣等，我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关怀爱护着他。张忠培对我带到病房的食品饮料等细心地查看了一遍，叮嘱我千万不要让父亲喝冷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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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张忠培和黄景略察觉到我家里的保姆不理想，就委托内蒙古和辽宁的同仁，索性在那里寻找老实可靠的保姆，这件事一直维系了近二十年。每年春节，黄景略和张忠培来我家拜年时，都要再单独和保姆细细地嘱咐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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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多次访问侯马考古队，按照考古队的统计，到了1990年父亲已经去了十五次之多。有一次他偶然发现侯马地区产的大枣肉厚特好吃，就买回来几斤。后来和杨富斗等学生们定了个协议，每年秋季他们给我家邮寄一包大枣，父亲坚持支付费用。这个惯例维系了十多年，直至北京商店也开始有了同样的大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