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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大寿，俞伟超送来的生日贺词：“人生八十自建稀，赤子之心更为贵；莫道科学多迷宫，已是建瓴高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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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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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底，父亲应邀出席了由国家文物局文物处主持召开的“湖北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迁移与保护论证会”。10月份，华觉明先生把父亲的发言纪要寄来，父亲给我看了，还告诉我，华觉明是王振铎先生的研究生呢（时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原来早在1981年，夏鼐所长就曾带着父亲等人一起考察过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它经历了发现—研究—前景的几个阶段，到了1989年国内逐渐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北京的单位为代表提出了将遗址迁移的保护方案，而湖北的几个部门（包括设在武汉的冶金工业部安全环保研究院下属的古矿遗址专题组）则认为不宜迁移。会议之前，这两种意见的书面材料都送到了父亲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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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这个问题棘手，难以抉择，是由于迁移方案所指的距离并不是很大，而且两方都做了细致调查和分析，都是本着科学态度的。只不过角度不同，对近期和长远的利与弊的分析与结论也就不同。父亲的发言稿里写道：“我觉得首先要明确的是：一、它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古矿冶遗址，是全人类的财富；二、还需要进一步地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再进一步调研权衡，寻找最恰当的处置方案，不是绝对化地简单说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这两句话在他的发言纪要里并未纳入）。他的发言纪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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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化和文明本身，既是一种建设又是对自然面貌的变更，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统一，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使用得协调。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保护也是这样，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兼顾文物保护和生产建设两方面的需要，尽可能做到两全其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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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看法是，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原地保护和搬迁保护两种方案都可以考虑，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和分析比较，择善而从。同时，必须按照《文物保护法》所规定的程序，最后经国务院批准，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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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目前的方案，搬迁的距离不大，并没有脱离矿区的大环境。遗址的内涵没有改变，应当承认它还是遗址，仍然保持了它的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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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不是图腾，它是人类创造的文化财富，看问题不要绝对化。元大都压在今北京城下，明代修建新城，往南移了一段距离。前些年拆西直门时，发现明城门体里包着元大都和义门。辽宁朝阳市也曾发现在辽塔中包着唐代的塔。人类创造文明不能离开一定的环境。长城是依山巅建造的。康熙在营建承德避暑山庄时依山建造宫墙，保持了塞上的意境。矿井是和矿体结合在一起的。搬迁以后，环境有变化，要动点脑筋，采取一些措施，构成一种意境，使之和原来的自然风貌相近，让人们犹如身临其境的是当时人生产、生活留下的实际而不是拍的外景，现在拟迁的这个点是否最理想，有无更好的选择，还是可以探讨的，在搬迁技术上更得周密研究和精心设计，确保安全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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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不是应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它本身就是对文明的创造。这件事如果办好了，将是当代中国以至世界的一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是了不起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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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并没有因为华觉明是王振铎先生的学生，而偏向于他参与制订的迁移方案。这个论证会结束后，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又正式召开了一次会议，最后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得移动此遗址。会后父亲曾感慨地说：运用好辩证法真是不易啊！我这辈子一直努力地运用马克思理论——其实我只是抓住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辩证法说着容易做好了很难。又说：现今从国家、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需要左右权衡的大事情太多了，都涉及了辩证法。如我们是大国，在国际的和在国内的纷杂事务中如何发挥大的长处、压低大的弱处，防范各种分裂、破坏的阴谋、策划，又如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和做法等，都需要恰当地掌握和正确地运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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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觉明先生2008年在“皖南古文化研究会”上的讲话指出：“以前，学术界都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则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江淮流域。现在看来，郭老很有远见。80年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两河同时起源。铜陵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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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我都能体会到父亲在辩证统一思想指导下的思考。例如1984年4月3日，郭大顺邮寄来“大南沟”书稿，附带的信里说，目前感到“夹砂筒形罐的分型、分式”有两个问题：“一是，墓葬分布为前提，找出分型式的规律，再反过来确定墓葬的排列的先后，这种逻辑是否合理？再有，器物型、式及组合的比较，同墓葬分布的结合，那种论证是否可以？”父亲在信纸的下端顺手写道（大概是准备面谈时使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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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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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层位的与型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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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位的关系与墓地分布关系性质相似，它们各自都有种种我们不可能估计到的情况；所以，我们不能钻牛角尖，要持慎重态度、掌握分寸，能肯定多少肯定多少，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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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之所以提出如上意见是：正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论点是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考古材料的单位（如墓）的问题也是考古学整个学科研究课题所涉及范围。整个马克思主义没有哪一点是可以简单化地理解的。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则应是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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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长者为尊：白寿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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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白寿彝先生，有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诚挚友情。记得是1983年冬天，白先生第一次来我家，找父亲谈《远古时代》一书的编写问题。那时我家拥挤不堪，父亲说我这里是真正的陋室啊，只能在床边招待你了。俩人谈话间，不知怎的竟谈到了彼此没合过影的话题，随同的秘书记住了此事。几天后，白先生再次来我家时，秘书为他们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事后父亲看了很满意，还说：如果把其中的四张串接起来，不是很有情节吗，于是就在四张相片的背面，依次写上了“陋室相聚”“切入正题”“越发起劲”“谈兴仍浓”的字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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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生为了孕育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的总体计划，曾和父亲多次交换意见。在1987年到1991年的动手写作期间，二人又有过多次见面和细致的商量。两个人都已是暮年，白先生说自己年龄稍小，坚持要来昌运宫拜访父亲；父亲则说白先生的身体不如他，因此坚持要去北师大拜访白先生。但最后还是白先生在秘书的搀扶下，多次前来昌运宫，对此父亲心里总有些不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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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曾向白先生建议，这个巨著的书名可以请王振铎题写。于是由父亲出面和王先生商议并确定了方案。王先生题写完书名后，给我父亲写了封信，说他是在九宫格上面写的，那绿色的底线务必在制版时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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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适逢北师大举办九十周年校庆。父亲在大会开幕后，发现白先生没有到场，很不安，就自己一人步履蹒跚地走到了白先生家里，叙谈了许久。再回到会场时，只见负责看护这些老校友的王淑芬老师，正在四处寻找他呢，还急得出了一头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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