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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利政治上要求上进，业务上积极编演新书目，1950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宣传活动。他创演的《刘洪、彭亮双杀敌》《小春下书》曾荣获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表演一等奖、创作奖和音乐改革奖，并获北京市文化局颁发的奖状。后来他创演的《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儿女风尘记》等，深受听众欢迎。也因此他被吸收为北京市曲艺公会常委和评鼓组长篇新书小组组长。在此时期，他刻苦钻研，大胆革新，在唱、念、表演和音乐上均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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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刘田利算是春风得意的人，他青年得志，三十几岁已担任北京市曲艺公会常委，还是当时的评书、鼓书艺人，自愿组织的天桥说新书小组的负责人，组织对上演的传统书目逐个进行讨论研究，并主动停演了《三侠剑》《雍正剑侠图》《清烈传》《永庆升平》等一批带有封建糟粕的书目，同时改编上演了《青化砭》《飞夺泸定桥》等一批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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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或许刘田利太能干了，招来了嫉妒，也许他太张扬了，对老艺人缺乏应有的尊重，总之，他在1958年曲艺界开展的交心和互相揭批的运动中，是遭到批评最多的一个。翻阅那些揭批他的条子，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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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气凌人，经常对外炫耀“我是北京曲艺公会的委员，还是代表”。他自己编演新书，市场大，收入多，生活好，但有轻慢同行艺人的行为。王雨春揭批，作为曲艺公会常委的刘田利，在交心时，面对别人的批评，态度不好，拍桌子瞪眼，说了一堆别人的缺点。平时除去表功，就是扒别人。别的艺人学新书慢，依然靠说旧书养家糊口，可刘田利把人家贬得一文不值，说他们只会上地儿挣钱。大概是他伤人太重，激起众怒，竟然有刘云亭、关顺贵、彭素海、阿阔群、陈士通、杨阔庵、崔文和、常荫泉、张霈兴联名揭批刘田利，说他曾说过“旧传统节目的演员，挣了钱臭吃臭喝，这个饭怎么吃下去呀。我们说新书的才是一滴血一滴汗挣的呢”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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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公济私。政府为了改善艺人长年累月撂地儿的演艺生涯，在天桥盖了大棚。同时政府为了解决一些只靠在天桥演出的演员一时不能演出的生活困难，拿出一些资金借给那些演员；而据王艳茹揭批，刘田利并没有把钱借给贫苦不能上地儿的罗沛霖，而是借给了有地儿上、业务还不错的徒弟刘小保。可刘小保呢，拿了这笔钱给他父亲祝寿，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刘田利也去祝寿。关于这件事，另有关顺贵的揭批，与王艳茹的说法不同。据关先生说，曲艺公会的救济金是为了演员在上场时没有礼服和家伙（乐器等）或遇到了困难而补助。可是有的演员家里遇到了困难，向曲艺公会常委刘田利哭诉要求补助，结果一分钱也没补，可是他的女徒弟为了给父亲办生日用钱，也“请了救急”，结果一请就请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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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帮结派。还是据王艳茹揭批，说刘田利一贯把拜把子作为拉拢人的手段，新中国成立后还以结拜兄弟的方式来笼络人心，王同乐、李庆珍、全国华、蔡连贵和他都是把兄弟。新书《铁道游击队》是集体创作，但稿费下来，只给每人八元钱，其余的钱就与把兄弟蔡连贵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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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上瞒下。据杨阔庵揭批说，刘田利在王驸马胡同小集团内传达说，文化局的指示（在1954年时）在国庆节说新书，没有新书的艺人将被停止业务。直到现在，政府都没有禁（旧）书，都没有停止谁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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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刘田利引众怒，还与给他弹琴的吕素坤有关。据王艳茹、富阔增、牛月波等揭批说，因刘田利那时是曲艺界的红人，有权有势，吕氏倚仗刘的势力，对曲艺演员总是耍态度，威胁人。一次在门头沟工友轩台上当众耍笑富阔增说：“你穿的破衣裳是哪儿买的，你在百货大楼买来的吧，我吕素坤怎么买不着呢。赶明儿我也照你这破衣裳上百货大楼买去，真的好看就是没对儿。”牛月波也揭批吕素坤，平日里说话就瞪眼。关顺贵还揭批吕素坤说，刘田利母亲死的那年，关顺鹏告诉他明天出份子，一人三元。结果因那几天买卖不好，只拿了两元钱，当时遭到吕素坤的批评，吕素坤对他说：“没见别人都拿三块钱吗？你为什么拿两块钱，也不害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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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刘田利确实有些毛病，但他编演新书，迎合了时代的要求，是功不可没的。一个旧时代过来的艺人，能够与时俱进，跟上时代的潮流，是不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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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17060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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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 王艳茹：昙花一现的西河大鼓女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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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47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时的照片，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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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1922— ），河北任丘人。自幼随父王振芳学唱西河大鼓，并与姐姐演出垫场小段。12岁登台于天津。1937年随家人迁居北平，演唱于天桥先农坛市场书馆。1940年参加北平曲艺公会。1949年后，加入北京曲艺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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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天桥，鼓书艺人很多，而且多为女子。书茶馆常年有女艺人演唱京韵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等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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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有家三角市场，那里有三四家鼓书场子，最大的一个在市场的最西头，西河大鼓女艺人王艳茹和王艳芬姐俩曾在此轮流演唱《三侠五义》一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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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所在的天桥三角市场的书茶场子，条件是寒酸了些，但毕竟是自家固定的说唱演出场地，比起那些没有名气的姐妹们东奔西跑地“唱”无定所，还要受地痞流氓的欺辱，不知要好上多少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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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初学大鼓的女艺人出徒后，先多在天桥三角市场外一家叫二友轩的书茶馆实习演出，后再逐渐转向一些有名气的茶园，如东安市场新中国茶社、王府井凤凰厅、西单商场的茗园茶社和上海游艺社等。二友轩早晨不卖清茶，下午一两点开始说书，连续说到夜里十一时。它虽然经营茶水，但主要接待顾客听书，以听大鼓为主。鼓曲艺人都是坤角，轮流演唱小段。来这样的书茶馆演唱的大多是还没有出名的年轻女艺人，有的也就十二三岁，大一点儿的也不过十八九岁，由于都是女子来此演唱，因而叫“坤书馆”。茶座设备比较考究，有藤、木方桌椅，顾客可以边喝茶边听大鼓。室内还有小贩到桌前卖五香瓜子、干咸瓜子、甘草瓜子、白瓜子、五香咸栗子、煮小花生、焖蚕豆、冰糖葫芦等小食品。那时来坤书馆的年轻女艺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有的甚至是很小的时候被人拐卖来的，连自己姓什么、是哪里人都不知道。来坤书馆演唱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来了要坐在那儿，等着客人点唱。堂倌在台下请顾客点唱，手持一把折扇，两面书写鼓词曲目。茶客指定某演员唱一曲目，要另付给演员一些钱，多少不等。唱完之后，按茶客给钱多寡与书馆分账。过去曲艺界有句术语叫“戳活儿”，就是指茶客捧女角的一种形式。当然，捧角儿的不一定是看上女艺人的技艺了，有些人捧角儿，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长得还算好看的，唱得也不错，茶客点的多，可以多分钱。若无茶客点唱，挣不到钱，就要饿肚子，还要挨老板的打骂。有的被茶客看上了，也可约出去吃饭、喝酒、打牌，这是很幸运的事。还有的女艺人，为了生活，在说大鼓书之外，还兼做女招待，有的甚至卖笑卖身，做起妓女的营生。社会上将这些双兼的女艺人称为“鼓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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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桥的茶书场子，王氏姐妹说唱的《三侠五义》是很有名的。《三侠五义》说的是宋朝包拯在侠客与义士的帮助下，审奇案、平冤狱，以及侠客和义士帮助官府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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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艳茹姐妹俩不仅书说唱得有声有色，且正值青春年少之际，又打扮得很时尚，姐妹俩在候场的时候，穿着皮斗篷，手里抱着热水袋，到演唱时，便脱了斗篷，露出紧身的彩缎旗袍。因此有不少观众奔着她们而来。说书的场子是用板凳围起来的露天场子，到了冬天特别寒冷，会用棉布天棚罩起来，挡风御寒，但到了三九天，四处透风，依然冻手冻脚的；尽管如此，仍会有不少忠实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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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俩不仅在天桥演出，有很多忠实观众；在电台上演唱，也有不少忠实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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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姐妹，论艺术和为人，大姐王艳芬更胜一筹。王艳芬出生于1919年，比老三艳茹大3岁。她还有个弟弟叫王同乐，比艳茹大1岁。作为大姐，王艳芬要照顾弟弟和妹妹的生活，还要向他们传授技艺。王艳芬出道很早，幼时随父亲王振芳学唱西河大鼓，并经常演出垫场小段。14岁在天津正式登台。同年拜西河大鼓艺人张庭瑞为师。她演唱的《韩湘子上寿》于1936年由百代唱片公司录制了唱片。1937年，姐弟三个随父亲迁居北平，演唱于天桥先农坛市场书馆。艳芬因演唱技艺娴熟，嗓音高亢嘹亮、刚柔相济、声情并茂，很快在天桥走红。1940年，她被吸收为北平曲艺公会会员。这年她还应邀到釜山百乐唱片公司录制唱片，并在釜山访问演出。1941年，她又在北平录制了唱片《赵武娘寻夫》《宝玉探病》。王艳芬最拿手的书目有《杨家将》《呼家将》《薛家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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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期，王家三兄妹都在北京。大姐王艳芬和三妹王艳茹照旧说唱西河大鼓，老二王同乐则改说了评书。不久，艳芬回到老家保定，参加了当地的曲艺团，1956年参加河北省第一届曲艺会演，演唱的中篇鼓书《寻水记》获一等奖。1960年任河北曲艺学校副校长。1961年任河北省文化学院曲艺教研室主任。1974年任保定市曲艺团副团长。1979年出席全国第四届文代会，为曲协河北省分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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