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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常书鸿与同事一起在莫高窟进行洞窟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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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整理洞窟，首先必须清除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清除积沙的工作是一件繁重的劳动。雇来的一些民工，由于没有经验，又不习惯这种生活，有的做一段时间便托故回乡，一去不返。为了给他们鼓劲，我们所里的职工轮流和他们一起劳动。大家打着赤脚，用自制的“拉沙排”，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还喊着号子，互相比赛。我们把积沙一排排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民工们粮食不够吃时，我们设法给他们补贴一些，使他们能逐渐安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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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县里来的工程师估算，单这些积沙，就有10万立方米之多，再加上还要修补那些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等等，工作看来难望短时间完成。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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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劳动，看到围墙挡住了牲畜的啃咬和破坏，里面的幼林生长得郁郁葱葱，工作人员及参观游览的人能在安全稳固的栈道上来来往往时，心里真是充满了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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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敦煌，消息不胫而走，声势铺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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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后方陆续来了好几位我在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董希文和他的妻子张琳英，首先风尘仆仆赶到了这孤悬塞外的艺术洞窟，这使我大喜过望。希文是我相当看重的门生，他来了，我仿佛添了左膀右臂。我要他带着琳英着重临摹壁画。隔不多久，张民权也来了。再接着，李浴、周绍淼、乌密风也来了。这些年轻人各有各的追求。李浴就一直在关心和搜集美术史的资料，对这个宝窟自然很快着了迷。有这些年轻人在身边，我的胆气也壮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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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困难也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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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临摹壁画，这纸、笔、颜料就难以为继。纸，当时最好的要算四川的平江竹浆纸，但由于交通阻塞买不到了。我们只好就地取材，用窗户皮纸自己来裱褙；笔，画秃了，自己来修理，一用再用。颜料的需要量很大，单靠带来买来的一些颜料，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怎么办？我们想来想去，想到古代民间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做试验。把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红色颜料，黄泥做黄色颜料，其他也一一找代用品。这一着棋果然就走活了。这种天然颜料，不仅资源无限丰富，而且还不易褪色。这样，我们一早一晚每人手里一个碗一根小棍，边聊天边碾起颜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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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临摹壁画，也是事非经过不知难。洞壁上的画还好说，可以一块一块分片包围，洞顶上的画就要命了。画上几笔，早已手臂酸麻，描绘无力了。加上洞中幽暗，工作中时常要点一支土蜡烛，烛光摇曳，时明时暗，更容易疲倦。看看古代画工的笔法，是这样错落有致，遒劲奔放，许多地方简直是一气呵成。我心里不禁掀起崇敬之情。历代画坛评论，往往只谈士大夫的画，对画工的画，不屑一顾，这种偏见很可笑。看看这儿吧，画工中有多少丹青的高手！我自己用土颜料临摹的几幅北魏壁画，论气势的恢弘，论线条的粗犷，法国野兽派画家鲁阿的作品，又何尝能超出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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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较为简单的调查工作，也自有一番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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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就经历了一场虚惊。当时我们没有长梯子，只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公分钉上一个短木棍而制成的“蜈蚣梯”，手脚并用地向上攀登。九层楼高44米，其南侧编号为196窟半悬在30余米高的岩壁上，窟口有前人题字“此洞系从山顶下”，留下了进洞的方法。但我们是从下层架蜈蚣梯上去的。调查结束后，正准备下来时，不慎将梯头移位，梯子倒了。我们被困在洞中，上不着顶下不着地。还是老窦有经验，他瞧了瞧四周的情况说：“如今只有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险是险些，好在路不长，只有一二十米。我先爬给你们看看……”他说完，果然弯腰躬身，十分敏捷地爬了上去。一个艺专学生，自恃年轻，也奋勇往上爬，谁知刚爬到一小半，连声大喊“不行，不行”站住了。我也不示弱，试着跨了几步。原以为坡上的沙石是软的，用大力一蹬会踩出一个窟窿，没想到下面砾岩很硬，弹力特大，反而站立不稳，差一点摔下去。惊慌之中，我手中拿的一个调查记录本，飘飘荡荡落到了崖下。老窦看我们这样狼狈，知道不好，忙高喊：“你们都原地站住，不能再动了，我这就下山去拿绳子。”隔了好一阵，他拿回了绳子，从山顶吊下来，才一个一个把我们都拉到了山顶。他又想法去拣回这个调查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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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和保护工作的开始，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艰苦了。四五个月过去了，重庆教育部分文没有汇来，只好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债台越筑越高。为了解决工作中这些棘手的困难，我只好一个人跋涉戈壁，往返城乡，天亮出发，要摸黑才能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竭，困顿不堪。更使人忧心的是，这个满目疮痍但储满宝藏的石窟，随时会发生危急的警报。昨夜刚发生458窟唐代彩塑的通心木柱因虫蛀突然倒塌，今天在检查时又发现159窟唐塑天王的右臂大块脱落下来。报警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一阵艰苦的修补劳动。因为这些文物的修补工作，本身就是艺术性很强的活，不敢轻易委托民工，只好亲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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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困难，是远离社会的孤独和寂寞。在这个周围四十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洲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职工们没有社会活动，没有文体娱乐，没有亲人团聚的天伦之乐。形影相吊的孤独，使职工们常常为等待一个远方熟人的到来，望眼欲穿；为盼望一封来自亲友的书信，长夜不眠。一旦见到熟人或者接到书信，欢喜若狂，而别人也往往更易勾起思乡的忧愁。特别是有点病痛的时候，这种孤寂之感，更显得可怕了。记得有一回，一位姓陈的同事，偶受暑热，发高烧，当我们备了所里唯一的牛车要拉他进城时，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可别把我扔在沙堆中，请你把我埋在泥土里呀！”后来，他病愈以后，便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类似的情况，对大家心理影响很大，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病魔会找到自己的头上。的确，如果碰上急性传染病，靠这辆老牛车是很难急救的，那就难逃葬尸沙丘的命运了。在这种低沉的险恶境况下，大家都有一种“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心情。但对于我这个已下定破釜沉舟之心的“敦煌迷”来说，这些并没有使我动摇。记得画家张大千在1943年初离开莫高窟时，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先走了，而你却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呀！”张大千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两次来敦煌，第一次曾对敦煌洞窟进行了编号，计309号，将唐代洞窟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临摹了不少作品。他的画风，在后期受敦煌壁画的影响。老窦原来是张大千手下的杂工，因熟悉情况，勤恳手巧，便继续留下来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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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话给我一阵苦恼和忧愁，但我的决心已定，笑着对他说，如果认为在敦煌工作是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我能够在多种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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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170600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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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 第五章 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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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血沥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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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敦煌，我一心都扑在工作上，保护洞窟、内容调查、编号、临摹等都已展开，并取得了成果。每到工作之余，便念及远在千里之外重庆的妻子和儿女。我在信中也不断鼓动妻子携带儿女前来敦煌安家落户。几个月后，为了向教育部要钱和筹备展览的事，我回了一次重庆，并接来了全家。当敦煌这个绚丽多彩的艺术宫殿展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兴奋极了，孩子们适应能力很强，也深深为敦煌艺术的博大与精美而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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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春，初到敦煌的常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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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住在中寺。中寺又名皇庆寺，离上寺很近，前后共有两个院子。前院院中有两棵栽于清代的老榆树，院中正房（东房）是工作室，北面是办公室和贮藏室，南面是会议室和我的办公室。后院东房是我们设立的陈列室，北面两间是我们的居室，室内两个土炕，由土坯砌的书桌、书架并列在墙边。西南的房子是磨坊，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面食都是自己买小麦用毛驴推磨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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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们住在皇庆寺北侧用马房改建的一排房子里。每间有一个土炕、一张土坯垒起的桌子和书架。大家都在研究所办的食堂吃饭，以面食为主。当时虽然没有硬性规定工作上下班时间，但大家都十分自觉，利用一切时间勤奋工作，饭后都早早进洞子临摹、调查，各干各的。下班时打钟，临时召集人开会时也是打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