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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张琳英、周绍淼、乌密风、邵芳、龚祥礼等都上洞子临摹壁画，苏莹辉、李浴调查石窟内容，我除主持所里工作外，也到洞窟中进行调查和临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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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秀和琳英、密风她们一起上了几回洞子以后，艺术创作的热情被重新点燃。她决心临摹彩塑，第一个临摹的是第319窟盛唐坐佛。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上千尊塑像，具有极高的造型能力和艺术水平。陈芝秀是在巴黎学习雕塑的。她所学的西方雕塑，所看到的西方雕塑作品都是单色的，而敦煌的千尊佛像竟全是金碧辉煌、色彩斑斓的彩塑，这就是说，这些彩塑既是雕塑艺术，又集绘画、装饰艺术于一体，简直美极了！在第427洞，那里有九尊高大的彩塑，芝秀说她走遍欧洲也没有看到这样生动美妙的彩塑。她们丰满健壮，衣饰华美异常，虽然脸上的贴金已被人刮去，但其神态依旧庄严动人。她在一个个洞中欣赏观摩，几乎每一个都使她激动不已。有时，我们还互相探讨，交流对壁画、雕塑的新认识。陈芝秀对敦煌艺术的热心和开始临摹工作，使我很高兴，也不断地鼓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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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初，原任研究所总务主任的张民权走后，从管理方面来看，我总感到缺少一个有力的帮手。这时正好酒泉的一个熟人介绍来了一个新疆某部队里退下来的小军官，三十多岁，浙江人，现在家乡也回不去了，想就近找工作。我们住在沙漠孤洲上，又缺个总务人员，此人不正合适？我一听是浙江人，勾起了乡情，心里已有两三分喜欢了，就说：“那么，你请他到敦煌来找我一下，我们见个面再决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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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了两三天，那人果然找来了，身带一支驳壳枪。我一听他的口音就问：“你是浙江什么地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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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诸暨枫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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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诸暨枫桥，不正是陈芝秀的家乡吗？在这样荒沙大漠举目无亲的边塞里，能听到浙江口音，都算是难得的同乡了，更何况是地地道道的小同乡！我便连忙把芝秀叫出来认一认，两人果然用诸暨话谈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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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总务主任上任的不多日子里，积极性特别高。他骑上所里的一匹枣红马，带上自己的驳壳枪，在沙洲上为我们打来了一只黄羊，不久，又从哈萨克牧民那边为我们买来了一头大肥羊。这样一改善伙食，上上下下一片叫好声。可时间一长，他也就有点吊儿郎当，许多事情显然是做给别人看的，对我显得过分恭顺，对芝秀又显得过分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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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的冬天风大天冷，滴水成冰。经过寒冬的煎熬，开春以来，大家都开心地上洞工作。但我发现陈芝秀的工作热情下降了，临摹塑像的泥和好了，就是塑像基座好多日子也搭不好。她说她有病，坚持要马上去兰州医治。我因所中工作繁忙，没法抽身陪她去。4月13日，我们进城参加友人结婚典礼，得悉友人即将赴兰州，因此，拜托友人关照陈芝秀去兰州就医。4月19日，我送她进城坐车与友人一起离敦煌东去，还写了好几封信，拜托沿途友人关照她。而她走后多日，却一直没有音信。有一天，我去洞中临摹壁画，下午四五点钟，董希文来洞子约我一同回去。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到陈芝秀走后没有音信，讲到开春以来的一切变化。董希文劝我宽心，并说师母可能不会来信了。在我的追问下，他拿出一沓信，说这是师母走前，他用钱在徐喇嘛那里截获的陈芝秀送去联系出走的信。我要董把信给我。董说老师您不生气，我就给您。我答应了他。他把一沓信给了我。我一看陈芝秀的信，简直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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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得悲怆欲绝，连话也说不出来。我只有一个念头，赶紧追，把她追回来，立即牵出枣红马就上了路，拼命往前赶。我估计芝秀最多也只能走到安西，宿夜后才能继续向前走。我只要在天亮前赶到安西，便能够找到。月夜下的戈壁，死一般的沉寂，我感到一股透心的荒凉。这里还经常有强盗出没，一个孤身旅客可以被轻易地没收财物，置于死地，尸体往沙丘里一埋，什么痕迹也没有。而且，这类事情如家常便饭一样，时常发生。但我却顾不上这些了，只知道拼命往前跑，往前赶。到第二天早上，我果然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安西。但是我找遍了安西的车站、旅店，也没找到她的影子，只听人说，前几天是有一辆汽车往玉门方向开去了，司机旁边好像坐着个打扮漂亮的女人。失望和疲惫一下侵袭了我全身，几乎要一头倒在地上。我强打着精神，匆匆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给马喂了点草料，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向玉门方向追了过去。不知追了多久，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我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了下来，失去知觉，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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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才知道，我是被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另一位老工人救起的。那里已地靠赤金，那天他们一清早驰车出发，运送器材到老君庙去，在赤金外的公路旁，发现我一个人倒卧在戈壁滩上，无声无息。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我才恢复过来。后来当地一个农场的张场长闻讯赶来，他是我浙江的同乡，他安慰我，也劝导我注意身体。他又告诉我说不要再寻找陈芝秀了，她已到了兰州，并立即登报说与我脱离夫妻关系——离婚。在选择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的这一关键时刻，家庭和事业都牵绕着我的心，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以事业为重，让她走吧！不几天，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回到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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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是啊！我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没有帮她解开思想疙瘩。在贵阳，遭日寇飞机轰炸后，精神上的创伤也是难以愈合的。后来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她的变化既有她主观思想上的问题，也许更多的还是客观条件上造成的困难及难以忍受的困苦和艰难。陈芝秀出生在浙江诸暨，那里是闻名遐迩的江南“鱼米之乡”，而长期的法国留学生活，已经使她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法国的生活方式。她像一般法国妇女一样每天涂脂抹粉，化妆打扮，喜爱穿高跟鞋，潇洒的风度加上她艺术家的气质，更显得年轻、漂亮。在回国后，她随我从上海、杭州到昆明、贵阳、重庆等地，过着战乱中的办学生活，逐渐适应了一些，但比起在法国安稳而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言，条件还是太恶劣了。她一边努力改变生活，有时也逐渐改变自己，但仍有化妆的习惯，衣着也十分讲究。记得刚来敦煌时，她仍是穿着高跟鞋，得体的衣装和经过化妆的模样，与当地封闭的农民们又脏又破的装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注目甚至是围观。艰难的生活如果是一天、两天或一个月、几个月，挺一下就过去了，现在是有日子没有天，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有时经费几个月拨不下来，大家在艰难困苦中度日。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使我懊悔的是，我的失误还在于我任用了那个国民党兵痞出身的人当了总务主任。他在背后的鼓动，与妻子陈芝秀的出走也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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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我愤怒、憎恨的是国民党政府。在我们为敦煌艺术献身的日子里，总是掀起一阵阵险风恶浪。我们的工资往往被扣住不发。想到这些，我又想起一直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同志。在不寐的长夜里，忽而，我脑中又呈现出一幅幅风姿多彩的壁画，那栩栩如生的塑像，继而，我又想到第254窟中著名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它那粗犷的画风与深刻的寓意，又一次强烈地冲击着我。我想，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舍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里，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生为它效力的人啊！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挫折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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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书鸿的妻子陈芝秀离家出走后，他把女儿常沙娜从酒泉接回敦煌莫高窟，带着年幼的常嘉陵在杨树林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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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干下去。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我带着自信和不屈服于命运的犟劲沉入了梦乡。在梦中，我看到一个个飞天从洞窟中翩翩飞出，天空中飘满五彩缤纷的花朵，铁马的叮当声奏出美妙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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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苦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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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敦煌以后，开展工作需要很多钱，这些钱与那些达官显贵的奢侈消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建所后已半年多时间，教育部却一直没有汇钱来。维持所里的开支，仅靠我在离别重庆开画展时卖画的一点钱，用完后只得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度日。这也引起一些敦煌县政府人员的怀疑，怀疑我们是不是政府派来的。这种怀疑逐渐已影响到我们的工作了。我接二连三地向教育部打报告，均石沉大海。后来，我给当时支持我来敦煌的梁思成先生发了一个电报，请他帮助询问教育部，落实经费问题。第三天，我接到梁思成的回电，说他接电后即去教育部查询，教育部推到财政部，财政部查后回答说并无一个“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预算，只有一个“国立东方艺术研究所”的经费计划，因查无地点，无从汇款。并说此事纯属荒唐，现已查明，款即汇出，望继续努力。接到复电后不久寄来的经费，对工作人员的思想情绪起到了暂时的稳定作用，经费除还债外，还有一部分结余。于是我们又托在成都的朋友帮助购买了一点临摹用的绘画颜料、纸张，以及裱画用的绫绢，还买了有关敦煌历史、美术包括国外发表的有关敦煌的报告、文章等资料。同时还扩大了编制，招收了几个新的有专业知识的职工。为了专心工作，我还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沙娜叫来，跟我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失去母亲的幼小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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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张民权带一批临摹作品，在重庆搞了一个小规模的画展。通过介绍我们的工作成果，向社会广泛介绍我国自北魏以来，各朝各代连续不断地发展创造的敦煌艺术的辉煌成果，以引起整个社会对伟大的民族艺术遗产的重视和爱护，同时希望内地艺术学校毕业生和画家，能到敦煌来学习和研究祖国的传统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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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憧憬着事业的美好前景时，1945年7月，我们接到国民党教育部来的一道命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命令我们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拿着命令，简直呆傻了，前妻出走的折磨刚刚平息，事业上又遭到来自政府的这一刀，真是忍无可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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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接踵而来的打击，使我像狂风恶浪中的孤舟一样，忽而浮起，忽而又沉下，刚刚振作起来的热忱，又一次被无情地吞没了。我写信给于右任等人，力陈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呼吁保留这成立不到两年的研究所。但呼吁如石沉大海，许久没有消息。正在濒于绝望的时刻，我接到了一封没有发信地址和人名的来信，打开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在我们这里工作的张民权同志在赴延安前于重庆寄来的。他在信中说，由他带去重庆的首批千佛洞壁画摹本，在重庆中苏文协楼上正式展出时，意外地受到董必武、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同志的亲自参观。在信中他还转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及后方文化界进步人士对我们在边陲戈壁保护祖国艺术遗产所做工作的支持和赞扬。郭沫若在观展览后还于《大公报》上发表了两首感情充沛的诗篇。读完这激动人心的来信，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在戈壁沙海的危难困苦之中，任何一点支持都是十分宝贵和鼓舞人心的，何况我们是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批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呢！它像火一样重新点燃了我心中即将熄灭的火种。我立即提笔写信，发给曾支持敦煌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把国民党教育部取消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情况告诉他们，并表示，我们坚决不走，要继续干下去的决心，希望他们代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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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就陆续收到各处热情支持我们坚持下去的信。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正和一个民办艺术机关联系，这个机关已向教育部表示，如部里取消这个“国立的艺术研究所”，他们就接管。这些信暂时稳定了职工们的情绪，但与教育部的关系已中断一两个月，经费也停发了。我们只好靠那点余款度日，并尽力节约开支，每人每月只发生活费50元。维修工作也只得停下来，但临摹、调查、研究，及引导游客参观等工作仍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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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付经费紧张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定做了第428窟的木门，木工材料费就要两三百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恰好这时城里的一个商人要我画一幅画像。我就借机要求他捐款。他为了要画，拿出了这笔款子，不过还要求将他和他儿孙的名字刻在木门上。在这一时期，我们虽然勉强度日，但职工们情绪受了很大影响，心绪不宁。8月15日，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我立即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二十一下，并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这天，为了欢庆抗战胜利，我们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这时，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接管我们所的通知也收到了，并汇来了一笔钱。但是，由于日本战败投降，一些职工希望尽快回到过去的敌占区与亲属团聚，有的已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想尽早离开这里，因而，接着而来的就是一个散伙“复员”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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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董希文和张琳英夫妇找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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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希文带着难以启齿的神态说：“老师，这几年我俩在这儿受到你的帮助、教育真不少。趁现在日本鬼子投了降，各地好容易恢复了交通，我俩打算回南方老家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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