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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的一天，宫竹心头一次来到八道湾。可是，不巧得很，鲁迅外出访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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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不到鲁迅，便草了一封短简，连同自己的小说《厘捐局》和宫莳荷的小说《差两个铜元》一起留下，请鲁迅代为介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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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家时已值深夜，看了留下的书信和作品，心里很不安。第二天，他立即写信向这位不相识的青年致歉，并希望说，以后来访时最好能事先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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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竹心告诉他，打算先行辞去邮政局的工作，然后专靠文笔讨生活。对于支配着这个计划的全部意识，鲁迅了解得很清楚。哪一个青年没有做过好梦呢？只是理想与现实往往相冲突，而结果又往往以理想的幻灭而告终。比起众多的失业者，应当承认在职是一种幸运，不管是怎样一份职业。现实的残酷性正在于，你必须承认这份残酷的合理性，承认它并且保持它。作为一个为幻灭所苦的人，鲁迅实在不愿惊扰这位天真而热情的来访者。然而，只要现实一旦报复了他，他将毫无防备地完完全全被击倒。要是这样，你以为有所保留是对得起他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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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鲁迅坦诚地告诉他，先行辞去职业是失策的。接着谈关于小说的印象。至此，他又不免踌躇起来。他知道，文学青年是十分敏感的，既要让他们明白自身的弱点，又不要伤害强旺的自尊心。对青年来说，重要的毕竟是朝气，是勇往直前的决心。他先从结构上批评了小说的近于速写的缺点，然后鼓励说，发表的资格是十足可以有的，而且立意和手法也并不坏，做下去一定会有所发展。他以为凭个别作品很难做出定见，希望宫竹心能多寄几篇给他看，甚至没有誉正的草稿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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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过分担心的缘故，写着写着，笔端又绕到职业问题上来了。他写道：“先生想以文学立足，不知何故，其实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他愤慨于出版界只讲名声，不讲内容的风气，列举了一些出版商欺骗和盘剥作家的现象，希望宫竹心对出版界以至整个社会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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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问宫竹心是否能译英文或德文。他着实希望青年能搞点翻译。翻译所以重要，大则可以对幼稚的中国新文学有所补益，小则可以通过翻译具体学习写作。此外，翻译比写作容易卖钱。钱这东西也不是不重要的。生活着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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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通信非常频繁。过了一个月，宫竹心便趁了一个晴和的日子，迫不及待地重访八道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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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周作人已经从西山回来了，会见就安排在他的苦雨斋里。谈话非常融洽。有名的“周氏兄弟”原来都一样没有大人物的架子，这是宫竹心没有完全料想得到的。有趣的是，他们的风度很不相同。鲁迅目光锋利到极点，好像一眼就可以看透别人的五脏六腑，什么都遮瞒不住他；对话则非常敏捷、简短而辛辣。相反，周作人的面容和谈话，是一派古典式的温柔敦厚，虽然他的文字很现代，有些也很愤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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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个月，宫竹心单独访问了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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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的接触有利于了解一个人。这一回，宫竹心发现鲁迅的思想里面有着更多的独特的东西，尤其是文艺论。只是这类东西，一时消化起来很困难。但是它耐咀嚼，几乎每次咀嚼，都能从中体味出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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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无意间形成了一个中心内容：题材问题。鲁迅指出，当前的小说有一个显著的趋向，就是描写学生生活。宫竹心捉摸不透这样的概括是褒是贬，于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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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题材太多，太泛了，不要再这么写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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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却回答说：“不过还可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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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以车夫乞丐作为主人公的小说太多时，宫竹心说：“真是太多了，应该换个题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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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可以写。”鲁迅还是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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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宫竹心感到十分诧异。其实，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这是鲁迅关于题材问题的一贯看法。就拿他个人的创作实践来说，他写闰土，写七斤，写阿Q，写农民而且把农民放进小说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小说史上都不算第一个。《水浒》描写的就是农民的群像，拿结构来说比鲁迅的小说庞大得多。但是，鲁迅却避开单纯的“官逼民反”的传统主题，主要着眼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况，在这方面的深入刻画是前无古人的。他写孔乙己，写陈士成，表面上看来都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实际上，他是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整体性否定出发，去把握知识分子的命运的。现代的社会批判意识赋予了主题的深刻性，而人道主义，则使作品显示了吴敬梓的小说所没有的同情的气息和暗淡悲凉的色彩。此外，同样的题材，表现手段也很不相同。旧小说取章回体，动作是白描的，对白是素朴的。鲁迅的小说多取法于外国作家，没有固定的程式，几乎是一篇换一种写法。闰土所在的《故乡》，带有明显的抒情性质；《阿Q正传》里写阿Q欺负小尼姑以及对吴妈的单恋，很受了一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然而，与《金瓶梅》里那些庸俗猥亵的性描写是大异样的。写阿Q对革命的神往和陈士成掘藏前后的心思，又都可入“意识流”一类。鲁迅对宫竹心说，他满意的作品是《孔乙己》，比较说来，这一篇还平心静气些。也许，平静是指更多地借助了传统描写的客观性，主观的色彩成了底色，看上去并不特别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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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来未曾想到要做青年的导师，他本来就认为，青年是无需什么鸟导师的。同青年在一起，实在是因为绝望于前辈和同辈的缘故。不过，他所真心喜欢的青年，还是那穷困、沉实、富于才具而又不事浮嚣的部分。这里潜藏着一种寻根意识。他日夜向往着寻找着他的精神家园，在这里，散发着百草园、西瓜地、水草与罗汉豆，以及大青山的腐叶的混合气息。接近青年，帮助青年，大约会使他觉得正在偿还着一笔债务，赎去部分罪过，从而暗暗实现某种精神上的回归，把自己从一个由来憎恶的上流社会里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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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与他往来的大抵是文艺青年，宫竹心是接触较早的一个。因为他自觉稍为懂一点的还是文艺，或许适合自己使用的也只有文艺。如果说文艺还有一点作用，就在于它可以对付全体，即为了社会也为了人生。在前后兴起的两个较大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中间，他所以倾向于前者，主要是这个原因，虽然《小说月报》刊出的作品并不怎么令他满意。至于创造社，过分地标榜自我，主张艺术独立和超时代，在他看来未免太才子气了。有一次，他听了张定璜的一番报告以后，当天就写信给周作人说，“我近来太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流露的正是对才子气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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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春天，鲁迅收到宫竹心的一封信，信里要求推荐他到学校里做事，还特意写了“互相”之类的话，读后不免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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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什么意思？能够这样急功近利吗？人与人之间就都变成了互相利用的关系？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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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常这样从宣言、文章、书信里觉察人们的内心形象。不过，从抽象的人格到具体的人格，他都有着准确的推断，不愧是发掘灵魂的天才。对于宫竹心的来信，迟迟未作答复，在他是从来不会如此的。碰到这样的“青年问题”，还是第一次。“互助”的字眼实在令他作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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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了不能再往下拖延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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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先生来信说互助，这实在很有道理。但所谓互助者，也须有能助的力量，倘没有，也就无法了。而现在的时势，是并不是一个在教育界的人说一句话做一点事能有效验的。”至此，他心里好似突然明朗了许多，于是写将下去：“以上明白答复，自己也很抱歉。至于其余，恕不说了，因为我并没有判定别人的行为的权利，而自己也不愿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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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决计退避了，虽然在回顾两人的短暂的关系史时，他也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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