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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常书鸿与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右二）在莫高窟名雷音寺同易昌恕喇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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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不是为研究古代而研究。多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对敦煌石窟历史、存在情况、艺术题材、建筑、石窟档案等全面资料的调查搜集及整理统计工作，是研究所工作的基础。我们要逐步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加以出版，介绍出来成为大家的东西，能使大家看到，让更多的人来研究。1957年，在国家文物局郑振铎先生的计划安排下，我们开始计划编辑一套全面反映介绍敦煌的大型画册《敦煌图录》，预计达120卷，远远超过日本编辑出版的《云冈石窟》画册。《敦煌图录》将属于敦煌系统的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全部窟龛，按时代完整地编辑出版，重要代表性窟或大型窟单编册，一般均以代表窟为中心，照顾窟面关系，成组编辑出版。1958年，组成了《敦煌图录》编委会，编委会成员有夏鼐、翦伯赞、向达、张珩、梁思成，赵万里、吴作人、王朝闻、谢稚柳、史岩、宿白、叶浅予、常书鸿、金维诺、王冶秋、刘敦桢、周一良、夏衍、王天木、赵正之等。经编委会商定，文字部分，拟请郭沫若撰写总的叙论，夏鼐负责撰写历史考古部分，周一良负责撰写佛教历史部分，王朝闻负责撰写美术总评价，常书鸿负责写沿革状况部分。《敦煌图录》拟出六开本，每本约有图版200页。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实现原先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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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艺术，主要是佛教艺术。在研究工作中，我逐渐意识到，研究宗教和艺术，都离不开对佛教艺术的研究。因此，1958年5月，我致函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先生，倡议创刊《中国佛教艺术》杂志。6月收到赵朴初先生复函。1958年12月26日赵朴初先生又在复函中写道：“佛教传入我国以后，对我国艺术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教所云，我们非常同意。由于我国佛教界在解放之前，局限在宗教活动范围以内，对于佛教艺术很少注意……解放以来，佛教艺术宝库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保护，又得到先生等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亲自参加保护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我国佛教艺术从来不曾有过的幸运，我们非常敬佩与感谢。关于出版《中国佛教艺术》刊物的问题，我们接受先生的建议，拟于明年起试办。”为此，我拟撰了发刊计划草案。发刊的目的是要向国外介绍中国各地丰富而优美的佛教艺术遗产，以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经商定，拟请赵朴初、常书鸿、周叔迦、巨赞、郭朋、吴作人、金维诺、常任侠、赵万里、曾毅公、阎文儒、王去非、温庭宽、石鸣珂等14人组成编辑委员会，杂志暂不定期出刊，16开本，图文相半，文章内容约计5万字左右。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计划搁浅了，杂志也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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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初，我们经过20多年搜集、整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的编辑任务。1966年5月，正当《敦煌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识》清样由文物出版社排印出来，准备开机投人大量印刷时，适逢“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致使这一部考查敦煌历史的重要资料未能出版。此外，我们编辑完成并与出版社约定的书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莫高窟石窟总录》和《敦煌莫高窟全集（试行本）北魏第248窟》大型图录一册，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壁画艺术》（综合性代表作品选集）大型图录一本，它的姐妹本《敦煌彩塑》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准备拍摄一部旨在介绍敦煌艺术的大型彩色纪录片，由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何钟幸同志和我合作编写了剧本《敦煌曲》。除此之外，我们还集中了所中业务人员撰写了20多篇论文。我们期望在建国17周年，也就是莫高窟建窟1600年的时候，对我们的保护、研究等工作来一个大检阅，并以此来更进一步地促进我们的各项工作。纪念莫高窟建窟1600周年，我们为此制订了一个详细计划，准备于1966年9月25日至30日的一周时间，召开纪念会和开展各项学术研讨。专题研讨座谈的主题确定了10个方面：（1）石窟加固工程；（2）壁画加固试验；（3）塑像修复；（4）石窟档案工作；（5）临摹工作；（6）窟前遗址发掘工作；（7）石窟测绘工作；（8）关于推陈出新工作的介绍；（9）题记内容整理工作；（10）其他。除学术研讨会外，还计划举办展览，以及编辑出版介绍敦煌的一系列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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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常书鸿给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事教学的女儿常沙娜写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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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我国民族艺术宝库，理应成为培养全国民族艺术人才的圣地。特别是高等艺术院校中国画等专业学生的培养与教育，敦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又是最好的大课堂。因此，我非常希望全国艺术院校师生前来学习和研究。1955年，叶浅予、邓白、金浪等先生带着中央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的一批学生，有刘勃舒、方增先、宋忠元、李振坚等前来临摹学习。先由我们研究所长期从事临摹的同志带他们一起临摹，然后他们自己独立临摹。两个月时间虽短，但同学们反映收获极大。我也看到了同学们在民族传统艺术的海洋中如承受雨露般的学习新东西。从而看到了中国艺术家成长的希望。1959年，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师生前来临摹学习，并完成庆祝建国10周年在历史博物馆展示敦煌壁画的临摹任务，我们给予了很好的支持和配合。用敦煌千佛洞这个大课堂培养学生是我一贯的心愿。1978年恢复我所长职务后，1979年我们与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签订了毕业班来敦煌临摹两个月，第一个月由我们指导，第二个月放手让他们自己临摹的协议。为了支持学生的学习，我们还承担了他们来敦煌的一半路费。当时广州美院也希望能仿效这个办法组织学生前来学习，可惜这个工作在我离开后就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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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博物馆和石窟保护、研究人员，1960年，我们还与甘肃省博物馆联合创办了专业人员的训练班。时间半年，为甘肃省各县、市培养了一批文物专业人员。现任甘肃省武威市文物局长党寿山就是该训练班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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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摹、研究的同时，我们所的美术工作者从1955年开始，遵照毛主席关于“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边从事临摹边开始创作，深入生活，搜集素材。在这基础上，1959年顺利完成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壁画的创作任务。壁画共两幅，一幅是李承仙为主创作的《姑娘追》，一幅是霍熙亮为主创作的《猎归》，均受到好评。1961年，李承仙还发表了《挤奶图》等作品，孙纪元创作的《瑞雪》雕塑，展出后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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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夜以继日、勤奋努力，希望早日对石窟全面抢修加固工程、敦煌塑像病害的修复试验等进行检阅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冲击了我们所设想和正在进行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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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千百万人倒下了，有的再没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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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去回忆这不堪回首的“战斗洗礼”。因为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还是留给后人去写吧！总之，我的概括是：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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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常书鸿路经武汉时，与参军的儿子常嘉陵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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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悲大喜的一年，这一年，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离开了我们，人们痛不欲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了，人们欢天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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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风雨初霁，又是一个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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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诗，表达我的心情：“十年冰霜花事尽，春风喜度玉门关。”中国古诗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用来形容大西北戈壁瀚海的荒凉。但我今天深深感到，吹遍中国大地的春风，同样激荡着玉门关外这神话般的沙海中的绿洲孤岛——敦煌莫高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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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9月，兰州军区肖华政委和韩先楚司令乘直升机访问莫高窟。这给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带来了莫大的喜悦和鼓舞。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肖华同志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他们参观石窟后，肖华同志挥笔写下了即兴诗句：“银鹰降临沙州城，飞天新装挥舞迎。莫高艺术扬中外，阳关春暖观光人。”1979年，方毅副总理、宋平书记、黄镇部长都相继来敦煌指导工作，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巨大的鼓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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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我所长职务后，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保护研究工作。首先，为五卷本《敦煌莫高窟》选拍画面、彩塑，在文物出版社的协助下，拍摄了1500幅照片。这是我和全体研究人员从莫高窟的所有洞窟壁画和彩塑中精心选拍的，基本上代表了敦煌艺术的精华部分。拍完以后，我们进行了分工，组织所里的所有业务人员参与编辑和撰写工作。按照编辑计划，全书按时代分为五卷，第一卷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部分，由我、李承仙、蒋毅明、李振甫负责；第二卷隋代由霍熙亮、孙纪元负责；第三、四卷初唐、中唐、晚唐由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欧阳琳、关友惠负责；第五卷五代、宋、西夏、元由万庚育、孙儒、李贞伯、刘玉权负责。专题论文由樊锦诗、施萍婷、潘玉闪、李永宁、贺世哲、孙修身等负责插入五卷本中。这种分工和研究工作，我专门写报告到文化局，为五卷本的出版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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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毅副总理来敦煌视察时，曾提出敦煌的开放和宣传介绍的问题。于是1962年在我和新闻电影制片厂何钟幸同志合写的电影剧本《敦煌曲》的基础上，与上海科学教育制片厂联合拍摄大型彩色纪录片《敦煌》，全面介绍敦煌的历史和现存遗迹，长达两小时。徐肖冰同志来所，我们共同研究配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选择有代表性的壁画、塑像、花砖皆完整的洞窟拍摄纪录片。原计划一个一个洞拍，但拍了第45洞一个就暂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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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存资料和广为介绍，国家文物局文物处陈滋德处长、新华社石少华同志和我所专业人员共同研究，我们和新华社携手，采用自然光反射的方式于1979年夏又拍摄了数千张照片。以往的拍摄大都采用电光源。这次我们用玻璃镜从洞外反射阳光到洞内的锡箔纸板上，再反射到画面上，所拍照片，色相还原好，十分精美。这套照片至今仍保存在新华社国家照片资料档案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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