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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当他心情较为开朗的时候，便同社会开起玩笑来了：润了笔，像小时候画漫画一样，画出一群嘴脸各异的“论辩的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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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悲怆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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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的反抗特别需要透彻的理性与意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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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因论战而或有一阶段的亢奋，但由于社会环境和个人生活条件没有根本的改变，鲁迅也就不可能彻底摆脱生命中的悲剧色彩。家庭是一个笼子，办公和教学完后便回到那里去，不是说这中间没有感情上道义上的一种牵系，一种依赖；虽然，他心里不只一次地不满过和反抗过。即使有一天，他终于冲破了这个笼子，也不可能冲破旧社会的偌大的牢笼。少年时，曾经许下血荐轩辕的誓约，二十年来不敢有片刻的忘怀。那完全是自己对自己的克制与折磨，是类似宗教徒般的坚苦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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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的政治社会，鲁迅简直憎恶透了，失望透了。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也终于没有实现。牢狱般的生活安全而妥帖，只是缺少一样东西：自由。在《春末闲谈》中，他写过一种细腰蜂，其实是中国统治者的形象写照。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很残忍的凶手，手段极绵密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它把小青虫捉进窠里饲幼蜂，用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于是便保持了当日被捕时的新鲜，直到被它和它的子女们享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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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什么？那是与牛马同流的东西。不过，倘使结队成群还是可怕的，因此必须禁止集会，禁止说话，禁止写作，禁止思想！假使没有了会思想的头颅，没有权利感，统御起来是何等省事呵，阔人的地位自然也就永久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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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政府。有怎样的国民，就有怎样的政府，而国民的素质是最根本的。然而，中国并没有俄国一样的知识阶级，可以启发国民；由“特殊国情”培养起来的“特殊知识阶级”，即使留洋归来，也大抵只能充当帮忙和帮闲的角色。于是，国民只好长期滞留于原初的状态：耐劳，多子，缄默，驯良。最突出的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一旦拥有权力，或者有“多数”作为护符的时候，又反过来欺凌弱者，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待到失势的时候，便拿“中庸”的话来粉饰，一到全败，又有“命运”作精神的逃路。《阿Q正传》以具象画国民，而《示众》，则以印象派的手段画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总之，我们的国民是极容易变成奴隶的，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即使有破坏，也只有寇盗式的破坏和奴才式的破坏，并非如改革者的志在扫除，那结果，当然与建设无关，惟留下一片瓦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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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民国以来，我们不也在做着修修补补的功夫吗？五四的一点小改革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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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华民国久已没有了，现在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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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什么时候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假使真有谁替他们做出决定，定下几项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不管爱排场的历史家怎样铺张，修史时设怎样好看的题目都未免太绕弯子。一部中国历史，简捷点说，无非是两种时代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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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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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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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儒”的话来说，即所谓“一治一乱”；那些作乱人物，都是为后来的“主子”扫除道路的，都是一批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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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就都像古人一样，永远满足于“古已有之”的时代吗？都像复古家一样，倘不满于现在，就神往于几百年几十年前的“太平盛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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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而谁也不敢肯定说：国民性是决不会改变的。愚民专制也未必都有实效，像俄国，尼古拉二世死后，罗曼诺夫王朝不竟也“覆宗绝祀”了吗？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对此，其实历史早就作过明白的昭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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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能给改革者一点慰藉，或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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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至5月间，鲁迅撰写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忽然想到》、《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感》等系列批评文字，以明确的阶级意识，揭露统治者的专制手段，以及它怎样与国民劣根性相结合，造成中国现今的僵死局面。在鲁迅的身上，有着明暗哀怒的两极。这时，战斗的热情已经逼近了自燃点，单从这方面的文章看，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了“呐喊”以来的任何时候，而比《热风》更富于切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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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鲁迅写道，现在的青年的使命，就在于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至于这时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他不是预言家，不可能提供明确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这时代必将彻底破坏不但使外国人陶醉，而且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的所谓“中国的文明”。在鲁迅看来，这文明，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中国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而且，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一旦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一个簇新的时代就要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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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中国青年有着数倍于别国青年的繁重的负担，前进相当艰难。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只要有前进着的青年，就有中国的希望。现在毕竟是青年们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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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从不奢谈改造中国的玄妙的理论，而首先谋求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存权利。“活下去”是重要的。他呼吁道：“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写过许多篇《忽然想到》的文章，权利感于他是十分强烈的。其中有一段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分明地，这已经不复是一袭“热风”，简直是一股扶摇直上的飙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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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沉静，但却无时不在倾听中国的每一声响动。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他知道这一切是无用的。他这样告诉这些“可敬爱而讨厌的朋友”：“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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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真的愤怒”竟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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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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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在《希望》中反复引用的诗人斐多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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