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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鲁迅。这个强硬无情的汉子，此刻，已经无力承受礼堂里的悲抑的气氛。在他看来，追悼会也同文字一样，其实于死者是毫不相干的。问题是如何教生者避免类似的死亡？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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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低首沉思的时候，正好遇见一位姓程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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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可曾为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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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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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还是写一点吧，”她恳切地说，“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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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所知道的。但是，能够为她写点什么呢？对于英勇奋斗的死者来说，墨写的一切，难道还不是多余的话？他仔细想了想，从“三一八”到现在，一周间确乎没有写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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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写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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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统治者无论如何凶残，本质上却是虚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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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以后，执政府力图回避死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的事实，为了推卸罪责，宣称死伤者是“暴徒”、“赤化分子”，通电说“有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火油等举动”。做证据的有一根木棍，两支手枪，三瓶煤油。次日，便下令通缉共产党首领李大钊和国民党人士徐谦、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等，风传还列了一个五十人的黑名单，密令军警缉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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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走狗文人秉承主子的意旨，狺狺不已。在新闻界，即有记者报道示威群众手执“有铁钉的木棍”，甚至夺获手枪，“进攻”政府；或谓群众“哭声震天”，云云。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也大放流言，诬蔑群众“自蹈死地”。陈源照例以《闲话》为题，说死伤者中，有许多妇女小孩是“被群众挤倒后踏死或踏伤的”，那些“叫”人去“冒枪林弹雨的险，受践踏死伤的苦”的群众领袖“当得起虐待的名字”，他们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并且造谣说，杨德群也是因为被“叫”才“不得已”参加的，企图为政府开脱。他的结论是：“以后不再参加任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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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案发生后，鲁迅一连几天吃不下饭，说不出话，过度的悲愤使他病倒了。“刘和珍是我的学生！”他没有别的话，总是这般回答劝解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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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不容许他从容地战斗，更毋庸说从容地养病了。在精神上，他固然无法解脱，但是此刻无论如何必须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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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黑名单里列有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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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通知他的是徐旭生，接着，周作人也托人转达了消息。一个下午，许寿裳和齐寿山特地来看他，敦促他立刻离家。走不走呢？权力者总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弄文字的人，在思想上可以成为强者，在行动上则必须做一个弱者！他终于走了，在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过后的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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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寄居点是西城莽原社。这里仅有两间房子，荆有麟住一间，另外一间作办事、会客、吃饭之用。中午，鲁迅突然来到，荆有麟便将自己住的里间让出来，自己移到外间去。每天，荆有麟照常外出，鲁迅留在家里看书，写东西。到了晚上，他耐不住寂寞，总要出去走一趟东城，打听一点有关时局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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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天，突然有三四个青年来访，说是很崇拜《莽原》，特地相约来的。他们都不认识鲁迅，招呼过后，便问收不收外稿。鲁迅故意装出乡巴佬的样子，说是一切都不懂，无法答复他们的疑问。这样，他们只好悻悻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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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疑心访问者是侦探，深怕他们再次来找麻烦，于是等到第四天凌晨，装成病人的模样，由荆有麟携带了行李，陪着一起到了山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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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人山本开的私人医院。八道湾时代，全家人都请他看病，鲁迅对这里的医生护士都非常熟悉。虽然，他以病人的资格住在这里，行动却相当自由，可以摆出稿纸写他的文章，或者编校出版物。护士巡查时，每次把体温计往桌上一放就到别的病房去，过些时候再来收取，上面的度数多少她是不管的。家里的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看他，送文稿、书籍、穿的和吃的；而他有时也出去上课，或回家看看母亲，会他要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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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难前一个晚上，写了《死地》；在莽原社的屋子里，写了《可惨与可笑》。到医院以后，有了比较松余的时间，那篇压在心底里，一直想写而不能写的文章终于完成了，它就是有名的《记念刘和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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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又写下《空谈》、《如此“讨赤”》、《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大衍发微》等文字，构成为一个新的创作系列，反复强调他一贯的反对和平请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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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政府，如果代表了国民的根本利益，又何劳乎请愿？如果不足以称国民的代表，请愿又有什么用处？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知道死尸的沉重，因此必然反对不相当的买卖所带来的如此的牺牲。作为一个从来主张“造反”的革命论者，他知道无论哪一国度里常有的事在中国都是例外，决不会主张对一个专制的政府采用“正规的战法”。在几个地方，他以政论家的面貌出现，指出改革虽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他认为，这回的流血牺牲，教训是严重的。如果要总结起来，死者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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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请愿的事是可以停止了。至于“别种方法”是怎样一种方法，用他的话来说，该就是“最新的战术”：“壕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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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列文章中，鲁迅的态度有着很微妙的变化，情绪通过理性认识而定向强化了。其一，对言论界代表的憎恶，现在已简直超乎权力者之上。他指出：“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元以后用“乱党”，现在用“共产党”，将来怕也有别的诨号和罪名。他认为，这些“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的论客，是有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的。其二是对中国青年的颂扬，其热烈的程度，甚至超出于《热风》时期。他清楚地看到，四十多个死者都是青年，他们都是为中国而死的。鲁迅许久没有使用“希望”这个字眼了，当他再度使用它，便自行擦掉了先前一些虚妄的锈色，因为确乎有一个在挣扎在流血的青年实体同它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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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念刘和珍君》写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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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4月9日，《京报》正式披露了传言中的被通缉的五十人名单。鲁迅仔细看过，以为排列甚巧，是经过一番严密的罗织的。他立即给章廷谦去了一封信，希望把能了解到的有关五十人的籍贯和饭碗的材料寄来，从中做点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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