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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机非但没有缓解阶级矛盾，反而给权力者造成了加强统治的机会。国民党政府除了继续出动军队围剿中央苏区以外，仍然以通缉、绑架、囚禁、酷刑、虐杀对付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压制知识界中反党治和反内战的运动的同时，强化党化教育也即奴化教育，在“训政”的招牌下，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乃至一个领袖。对于大独裁者来说，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点缀品或代偿品，在个人或集团的权力位置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之前，对于国内人民，是决不会放弃其铁腕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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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半年的酝酿和筹备工作，一个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以及争取公民权利为职志的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于1932年12月间正式宣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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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主席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她以在国内的特殊地位，天才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以及业已形成的国际声望，成为被蒋介石所控制的国民党以外的独立的政治力量，被誉为中国惟一的由一个妇女组成的党。蒋介石忌恨她，但也畏惧她。她无疑是孙中山学说的最好的理解者和继承者，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最坚苦的实践者之一。虽然，她的行动受到监视，但是绝不放弃为富于人道主义的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作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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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被推举为副主席。这个在知识界颇具影响的人物，曾经是“清党”的支持者，现在相反走上了保护政治异端的道路。他所在的研究院，上海亚尔培路三三一号，成了民权保障同盟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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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鲁迅收到蔡元培邀请入盟的信。关于蔡元培，虽然个人交谊不算很深，但却在职业和生活问题上不只一次领受过他的帮助，私心是感谢他的。但是，他在政治上的极其昏庸的举动，远的如压制学生运动，近的如支持“清共”，都为鲁迅所反对。至于与政府分庭抗礼，发起组织民权保障同盟，鲁迅认为，这在他是极其难得的，于是立即表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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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上海分会成立，鲁迅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蔡元培赠诗笺一纸，云：“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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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左联，民保盟是一个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色彩的组织。凡是旨在反抗政府，争取自由与民主的斗争，鲁迅都是积极参与的。他并不可能为某一个团体所拘限。团体并不重要，它不过是斗争的载体，而斗争自身显然要比任何团体都要广大得多。民保盟宣称，它不是政党，而只是争民权的组织，不专为一党一派效力。对已被政府定罪的人，不加歧视，努力保障他们的人权，扩而广之，它的效力对象不受国界的限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一个专制国家里，人权问题无疑是最敏感的。既然民保盟强调致力于改造践踏和剥夺人权的社会环境，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的思想自由和社会自由，这就规定了它与专制政府的对立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鲁迅在加入了左联以后仍然参加了民保盟。对于他，两者之间有着互相联系的极其一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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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保盟自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其中，如营救牛兰夫妇，营救陈独秀、彭述之、黄平君等政治犯，营救罗登贤、余文化、廖承志、罗章龙、陈赓等共产党人，营救许德珩等教授学生，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调查南京监狱状况，帮助国民御侮自救会，声援各地维护民权的斗争，抗议德国希特勒派一党专政的暴行等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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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自始至终参加民保盟的斗争。对于平常的集会，包括左联的会议，他是不出席的，但在接到民保盟的开会通知时一定先期而到；对于一般事务，尤其牵涉到人际关系的，他并不善于处置，而民保盟分派给他的事务，却办得井井有条。随着政府方面的压迫，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有的转向，有的消匿，有的敷衍应付，到5月间往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时，骨干分子已经不超过四五人。不过，历史运动也惟有在冷落消沉的状态中，方可发现中坚的力量。鲁迅自然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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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稍后，应修人到丁玲家联系工作，和事先埋伏的特务进行搏斗，被特务从三层楼的窗口摔下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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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人蔡元培等发起，数十名文化人共同签名，给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部长罗文干发出营救丁、潘的电报。同盟还专门组织了“丁潘保障委员会”，进行募捐和营救工作。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丁潘营救会”，发表《文化界为营救丁潘宣言》，要求惩办非法绑架的策动者。左联发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对此予以揭露。国际知名人士古久烈、巴比塞也相继发表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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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失踪使鲁迅感到特别悲痛。前不久，才共同哀悼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之死，想不到转瞬之间就又失去了一位年轻的同志，中国的又一位有前途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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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丁潘事件，他认为，这是早有预谋的，是统治者旨在扼杀左翼文化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既然人已经失踪，就不会活着出来，除非付出为革命者所不齿的代价。二十多年来，他不知见过多少青年暗暗地死亡，近者如柔石，不也是如此消失于这个世界上的吗？他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他知道，屠伯们是绝不会分心于抗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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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他几乎讨厌所有形式。在专制政权底下，什么宣言，什么团体，全不中用的。民保盟的存在，也不过表明亿万奴隶尚未完全成为奴才而已。对于政府的绝望，以及对人民的无边的期待，不免要给他带来某种虚无感。太彻底便容易虚无。他惟有工作着，才能有效地反抗绝望，充实希望，在孤独与虚无中把握富有力量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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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丁玲，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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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来认为，对于作家，作品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就出版丁玲的书，让她的作品得以最广泛的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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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玲失踪的第三天，他找到郑伯奇，建议良友公司出版丁玲的长篇小说《母亲》，并且叮嘱说，出书越快越好，出书以后还得大做广告。大约一个月左右，《母亲》出版了。然而，稿费怎样处置呢？良友主编赵家璧写信来问，他便亲自查明丁玲母亲的详细地址，吩咐分期分批寄去，以免被本家侵吞。他自己是吃过本家的苦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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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柔石牺牲时，曾把珂勒惠支的木刻亲自交与丁玲发表，现在居然轮到了丁玲！死去的是年轻的儿女，留下的是年迈无告的母亲。每想到母亲一双双凝望暗夜的眼睛，他只有愀然恻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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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所有的抗议都是徒劳的呼喊。紧接着丁潘失踪，又发生了一起震惊上海的事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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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租界出现政治暗杀，这还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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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铨，字杏佛，江西玉山人。他十八岁担任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后因袁世凯窃据大权，一度赴美国留学。归国后，仍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他主办《民族日报》，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表现了罕有的政治热情。国民党清党期间，由于他的激进，曾经被右派一度扣押于上海警备司令部，拟同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同处决。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时，创办中央研究院，命他为总干事。他精悍、机敏，具有很强的组织和活动能力。作为民保盟的总干事，每次开会都由他作报告，各种决议也都主要由他负责执行。春间，他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到处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和投降政策；稍后，又同宋庆龄等到南京调查监狱，探视狱中的政治犯。这样，他自然就成为蒋介石眼中的一枚钉子，被拔除的局面是不可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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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掉杨铨，便可以给宋庆龄和蔡元培造成足够的心理威胁，这种“杀鸡儆猴”的作法在中国政治中屡试不爽。由于地位不同，声望不同，对付的办法很可以两样。而对于现在的这种结局，杨铨不是没有估计到，只是不加防备而已。他的朋友几次告诉他说，有人正在计划杀害他，但他早已抱定牺牲的决心，对孩子们说：“即使我遭到不测，你们也会有人照顾的。”牺牲前两天，他特意探望了宋庆龄，拿出几周来接到的许多恐吓信，还有信中夹寄的子弹，并转述朋友的口头警告，希望宋庆龄多加保重。而他自己，则出入如常，工余照例骑马，照例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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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察到了杨铨的活动习惯之后，复兴社特务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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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清晨，杨铨头戴呢帽，身穿鹿皮上衣和骑马裤，带着十四岁的长子小佛一起登上纳喜牌汽车，预备到大西路换马郊游。车子刚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就遭到了袭击。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人们发现，杨铨已经身中数弹，仆倒在小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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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杨铨的接触，开始于民保盟上海分会成立前后。虽然时间不长，一起聚会和活动的机会也不太多，但是对于这位热血男儿，鲁迅是有所了解的。所以，他曾经这样对人说过，杨铨本来是国民党方面的人，至于要同情共产党，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的人，能够如此关注民族的自由解放事业，实在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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