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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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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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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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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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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孤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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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内，没有哪一个敌手具备可以与之长期论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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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所谓“武力”，也就是权力。政权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也曾把执掌政权的阔人称之为“有力者”。文人乖巧，往往依附者多。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叭儿文人的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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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于鲁迅，最先有《中央日报》的讨伐。得风气之先，自然不愧为“中央”。接着，有《时事新报》；后起的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已经完全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到了1934年末，他又预料将要“另结新样的网”了。事态的变化总要比他的预料来得快，来得严酷。一个心存忠厚的人，无论怎样的明敏，在铁幕之下也要显得鲁钝的。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多次慨叹：“局面为有生以来所未尝见。”然而，又无论局面如何，也只好一味领受。这是小民的本分。只是生来就不守本分，于是除了战斗，便剩下自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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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过一首旧诗赠柳亚子，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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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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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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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横眉冷对是一回事，千夫所指又是一回事。经过闹市，旧帽遮颜，岂是天生孤僻？破船载酒，亦人生一乐，奈何泛于中流，又何其险乎！对于所谓“党国”的一统天下，尾联不失为辛辣的讽刺，然而，入沪以来，自己确乎认认真真地躲过好几回；即以目下而论，连住址也不敢示人，甚至朋友，不也仍然在“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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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五、 内战与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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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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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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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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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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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七十六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许多多作品，在这机关里被肆意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是又一种暗暗的死。允许刊行的不得不编的杂志，如《现代》、《文学》，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转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无生气，以致终于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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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发起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新文化运动”。一个大独裁者，政治流氓，厚颜无耻却偏要鼓吹“礼义廉耻”，毁灭文化却偏要大谈“文化建设”。他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要求人们“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做一个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法的君子”。总之，尽小民的本分，驯服到底。此外，国民政府还拨出巨款修建孔庙，明令规定孔子纪念日，积极推行尊孔读经，力图把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以求维护“安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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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局，对于一个已遭党国通缉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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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作品被禁之外，还受到御用报刊的各种诬陷和攻击，谣言不断，他向来深居，不大出门，却说他远走青岛、香港；又说他得了脑膜炎；最可怕的还有“汉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检查。母亲鲁瑞的来信，便赫然打着“检讫”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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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应付关于脑膜炎的谣言，便不胜其累。天津《大公报》载同人所办的《盛京时报》的消息，说鲁迅因患脑炎，医生劝诫从此“辍笔十年”云，鲁迅的亲友和读者，于是惊扰纷纷，不断写信前来探问。单为更正，便写了几十封信。他写诗赠台静农说：“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一副满不在乎的戏谑调子。其实，他的内心是苍凉的。一个月后，为南宁博物馆书写的条幅，所选便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间的，显然是另一种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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