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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他还是觉得这次论争消耗太大了,本来是无须动什么笔墨的。在致姚克的信中,他写道:“我和施蛰存的笔墨官司,真是无聊得很,这种辩论,五四运动时候早已闹过的了,而现在又来这一套,非倒退而何。我看施君也未必真研究过《文选》,不过以此取悦当道,假使真有研究,决不会劝青年到那里面去寻新字汇的。”既然如此,对付起来又何必认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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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的那种犁庭扫穴的彻底的反叛精神,再度唤起他的追思。十几年过去了,当中国在战争和动乱之后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秩序,这种精神便开始窒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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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后写信给北京的台静农说:“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京沪两地虽殊,而时代现象则一。在题《彷徨》的诗中写道:“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其实也都不只是对五四退潮时期的写照。今天,白话文已经全面占领了教育和文化阵地,居然还有青年在鼓吹《庄子》、《文选》之类,事情还不可怕吗?既是“新文苑”,又是“旧战场”,处此不尴不尬的历史局面,战斗之余,他是不能没有寂寞、彷徨之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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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5年,施蛰存还写了《“不得不读”的〈庄子〉与〈颜氏家训〉》,为复古主义进行辩护。此外,又写了《服尔泰》、《“杂文的文艺价值”》等文,算是对鲁迅放了一通冷箭。但是,鲁迅没有在同样的反复古的主题底下正面回击他,只有当施蛰存也当了“检查官”,同“第三种人”在一起,并且发表一些反苏的论调时,这才轻蔑地提到他的名字。而在私人通信上,则称之为“卑怯的叭儿”,足见愤慨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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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孤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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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内,没有哪一个敌手具备可以与之长期论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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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所谓“武力”,也就是权力。政权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也曾把执掌政权的阔人称之为“有力者”。文人乖巧,往往依附者多。只要专制政治存在一天,叭儿文人的种子是不会断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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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文坛日益复杂化,事件不断发生:献检查之秘计,施离析之奇策,起谣诼兮中权,藏真实兮心曲,立降幡于往年,温故交于今日……对于鲁迅,最先有《中央日报》的讨伐。得风气之先,自然不愧为“中央”。接着,有《时事新报》;后起的有《大晚报》和《大美晚报》的合伙的讨伐。此外,还有《社会新闻》、《微言》,等等。鲁迅已经完全成了众矢之的。1933年末,他曾预言:“恐怕会有检查制度出现。”到了1934年末,他又预料将要“另结新样的网”了。事态的变化总要比他的预料来得快,来得严酷。一个心存忠厚的人,无论怎样的明敏,在铁幕之下也要显得鲁钝的。所以,他也就不得不多次慨叹:“局面为有生以来所未尝见。”然而,又无论局面如何,也只好一味领受。这是小民的本分。只是生来就不守本分,于是除了战斗,便剩下自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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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过一首旧诗赠柳亚子,诗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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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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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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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横眉冷对是一回事,千夫所指又是一回事。经过闹市,旧帽遮颜,岂是天生孤僻?破船载酒,亦人生一乐,奈何泛于中流,又何其险乎!对于所谓“党国”的一统天下,尾联不失为辛辣的讽刺,然而,入沪以来,自己确乎认认真真地躲过好几回;即以目下而论,连住址也不敢示人,甚至朋友,不也仍然在“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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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鲁迅 十五、 内战与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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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团内部,要保持人格的独立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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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倾全力对付迎面而来的敌人,却又不得不提防来自背后的“工头”的鞭扑,和“同人”的暗箭。这种境遇,不能不使他的心灵受伤。然而,他忍耐着,支持着,决不因此叛卖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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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刨祖坟——中国文化心理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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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所谓“民主”,与西方很不相同。它不是建立在维持个人自由、平等和独立权利的基础之上,而是“王道”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恩赐的东西。延续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坚硬妊娠,根本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的胎动,只能来自世界现代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外部撞击。在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没有改变之前,监督舆论,查禁书刊,各种利于统一控制的行政措施日趋强化,这种现象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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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下令禁止一百四十九种文艺和社会科学书籍,以及七十六种期刊的出版和发行;3月,特别市党部相应发出查禁书刊的密令。鲁迅的著译,均在被禁之列。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这是专司文化暗杀的机关。许许多多作品,在这机关里被肆意删改、禁止、没收,而且不许声明,像衔了麻核桃赴法场一样。比较捣毁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艺术电影公司等文化机关的暴力行为,是又一种暗暗的死。允许刊行的不得不编的杂志,如《现代》、《文学》,或者填塞莫名其妙的文字,慢慢转向;或者稿子被抽得了无生气,以致终于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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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发起一场“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新文化运动”。一个大独裁者,政治流氓,厚颜无耻却偏要鼓吹“礼义廉耻”,毁灭文化却偏要大谈“文化建设”。他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救国建国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要求人们“做国家的一个良民,家庭的一个肖子,在学校里做一个规矩的学生,在社会上能做一个守礼法的君子”。总之,尽小民的本分,驯服到底。此外,国民政府还拨出巨款修建孔庙,明令规定孔子纪念日,积极推行尊孔读经,力图把外来的法西斯主义同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以求维护“安定”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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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局,对于一个已遭党国通缉的著作家,自然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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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除作品被禁之外,还受到御用报刊的各种诬陷和攻击,谣言不断,他向来深居,不大出门,却说他远走青岛、香港;又说他得了脑膜炎;最可怕的还有“汉奸”帽子。他的信件遭到检查。母亲鲁瑞的来信,便赫然打着“检讫”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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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是应付关于脑膜炎的谣言,便不胜其累。天津《大公报》载同人所办的《盛京时报》的消息,说鲁迅因患脑炎,医生劝诫从此“辍笔十年”云,鲁迅的亲友和读者,于是惊扰纷纷,不断写信前来探问。单为更正,便写了几十封信。他写诗赠台静农说:“横眉岂夺娥眉冶,不料仍违众女心。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故如冰。”一副满不在乎的戏谑调子。其实,他的内心是苍凉的。一个月后,为南宁博物馆书写的条幅,所选便是明末清初画家项圣谟的《自画大树诗》:“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漫溢在文字间的,显然是另一种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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