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025367e+09
1706025367 横站的士兵/内战与溃散人间鲁迅(下)5月底,他作七绝一首,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1706025368
1706025369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人就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人,论命运,只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里还会有动地的哀歌呢?心通万里,混茫一片。如果说,到底还有愤怒的爆发,也只能听于无声了!……
1706025370
1706025371 鲁迅深知他的危险处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临头。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上海,对于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萧三转达的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谢。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1706025372
1706025373 他何尝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挣扎,拼杀,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东西的围困,有什么办法!
1706025374
1706025375 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知识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意识。他们对人类命运终始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莫谈国是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1706025376
1706025377 鲁迅发表时事评论已经非常困难,他不能不迂回到敌后去重新开辟战场,把文化学范围作为他的扫瞄对象,这类杂感,构成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个集子的主要内容。
1706025378
1706025379 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具体的文化问题的争论。
1706025380
1706025381 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赋闲”;接着又发表《论“海派”》,说“京派”作家态度“诚朴”,“海派”作家则“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明显的扬“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种人”苏汶起而反驳,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解。鲁迅无意介入文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然而,他却从中洞见了争论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的东西。
1706025382
1706025383 在同一天,他作了相应的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及《北人与南人》,剖析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的人们,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质。
1706025384
1706025385 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如此而已。在说到北京学界的时候,他特别评价了五四运动,以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且迄今仍然留有历史上的光辉。五四运动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时过境迁,当年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完完全全的向传统复归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官之鄙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经相沿成习。至于北人卑视南人,作为一种传统,也都同样与权势者有关。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的北部,再携北人南征,于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里隐含着他所经常批评的卑劣的奴性。统治者必须治心,必须培养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阶级统治的烙印。他认为南人的缺点,是由权贵南迁带来的。那么,腐败颓废的风气,也就不独由近商者所招致。在这里,他看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文化中同样混有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亦官亦商,总之,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这是为他所憎恶的。
1706025386
1706025387 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杂烩”——“京派”与“海派”文人握手言欢的最新趋向,指出这种官商合作,都因为帮闲帮忙一样的“不景气”,一样的不能挽救其没落。对京沪两地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厌,在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描写名妓泰绮思的小说之后,自白说:“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1706025388
1706025389 在《北人和南人》中,鲁迅这样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点: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机灵之弊也狡。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借相书提出一个救治的办法是:北人南相,师法南人的机灵;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1706025390
1706025391 北京和上海是鲁迅先后生活过的地方,对栖聚在这两个地方的文人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因此,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他能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文化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统一起来。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代表,拜权主义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意识的代表,拜金主义是其特征。前者封闭,倒退,墨守;后者势利,圆滑,善变。对中国文人的种种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有更充分的展开。
1706025392
1706025393 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给予严重的关注是必然的。
1706025394
1706025395 知识分子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历史特点。鲁迅虽然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的压迫抱有同情,对他们潜在的能量多所期许,但突出的仍然是否定,是对植根于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的文化寄生性的批判。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北京时期集中在政治方面,如对章士钊、陈西滢等在女师大问题的斗争,那么在上海时期,则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方面,文章有《二丑艺术》、《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帮闲法发隐》、《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大小骗》、《考场三丑》、《读书忌》、《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等等。后来论“文人相轻”,一至于七,都说明了他对文人的重视。其中,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飞腾”的、“‘爬’了上去”的大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所期待的是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和干预意识,而这一点,又是大知识分子所最薄弱的,他们往往远离平民阶级和社会现实,而通过“天梯”,同专横、虚矫、颓靡的上流社会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在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这种改造,不等于屈从于政治压力的人格畸变,而是人的自觉建设。人的建设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
1706025396
1706025397 这个时期的杂感,涉及众多的文化项目,诸如:饮食,居住,衣饰,器具,娱乐,礼节,婚姻,宗教,神话,歌谣,语言,艺术,等等。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小品的是,不仅在它们的灵智和文采,重要的是贯穿其间的文化批判意识。“刨祖坟”是一种办法,他试图以此动摇现代官僚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根柢。
1706025398
1706025399 中国的畸形社会,在这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加以呈示的。每一个现象都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但又具有互涉性,从而构成为文化丛,表现出综合的文化意义。《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男人的进化》、《“小童挡驾”》等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延续和发展问题构成同一组杂文;《推》、《“推”的余谈》、《抄“靶子”》、《“吃白相饭”》、《“揩油”》、《爬和撞》、《冲》等,由上海所见的日常生活现象构成另一组杂文。这种横向组合,在更大层面上揭示出一个日趋商品化的社会的病态。取习惯经验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礼》、《打听印象》、《吃教》、《喝茶》等;取神话、风俗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中国的奇想》、《〈如此广州〉读后感》、《过年》、《迎神和咬人》等。这些杂文更多地从文化积累方面纵向组合而成,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模式中的同类价值意识。横向与纵向的交叉组合,又构成为一个个坐标,一个个网络,互相关联,互相生发,层层推进。鲁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凡纪念,“礼”而已矣。礼既是一种行为规范,但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最重形式未必便对,有时候又最重视实际,譬如“推”、“爬”、“撞”、“冲”,譬如“吃白相饭”,譬如“揩油”,譬如“吃教”都是。如果说中国人专重实际也未必全对,却又最爱奇想的,总是拼命的救死、逃死,回避现实。有些文章发挥得十分漂亮,如《爬和撞》所总结的“跪着的革命”:向上爬而爬得上者太少,于是发生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下面的人制造撞的机会,使大家花些小本钱,而预约一种好生活。这样,大家便都愿意来试试,爬着来撞,撞不着再爬……不断“革命”,死而后已。又如《吃教》,文章说小百姓叫耶稣教徒是“吃教”的,其实这两个字可以一样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什么“革命”,什么“主义”,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时髦,一种招牌,根本不存在信仰。文章还说,“吃教”有“专吃”和“合吃”两种,宜于专吃的时代是必须定于一尊的,至于合吃,诸教也本非异致,所有主义都可以为我所用的。不同的是一碟全鸭,一碟杂拌儿,吃是一致的。
1706025400
1706025401 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商品经济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方。对于初步形成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鲁迅是文化人中最早予以关注的一个。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礼赞商品对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冲击,从而带来社会全面松动的杠杆作用。他有他的关切点。作为一个启蒙家,他所注意的是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由于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类似西方的社会病,在乡土中国远未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他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对黑暗政治和官僚文化的挞伐上面。
1706025402
1706025403 此间,进攻性最强的,要算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一篇文字:《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1706025404
1706025405 所谓“两三件事”,指的是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和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揭示广大奴隶的某种心态,即在《马上支日记》中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一些人,对于神、宗教、权威是怕和利用。文中分析他们祭火神的心理说,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一样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的如果不祭,据说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然而,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这就是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至于火神,权势者,又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们由事实而有所省悟,好不容易开起学校来,无奈学生们又年年闹事,于是到了国民党掌握政权,作为改正的手段,除了大造监狱,什么也没有。对于思想犯,则有着另一种叫做“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遵奉某种主义,排击某种主义,如此可以反省到死。所谓中国,不就是一座思想统治的监狱吗?
1706025406
1706025407 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在内山书店的漫谈会上,鲁迅对儒家思想和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之类有过很深入的剖析。他说,儒家思想的东西,都是为政治家而写的信条,是政府加以利用的东西,总之并非是庶民自己的东西。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强制人民,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成文的律法。这种思想统治过度强化时,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在最初阶级,政府还不能不据什么主义说点新事情,后来不知不觉间又要跑回到原先以传统思想强制人民的地方去了。这时候,什么言论自由啦,结社自由啦,天下为公啦,宗教是鸦片烟啦,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一面说教,声称要符合时代需要,一面毫不留情地去镇压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说到文禁,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如何,只根据作者的名字就可以绝对禁止,对这种野蛮的行为竟至于满不在乎,世界不论哪一国也没有这么干过的。
1706025408
1706025409 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在一段时间内,鲁迅集中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了现实。
1706025410
1706025411 《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到奴才文人。前者写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以“形迹可疑”被捕,那著作也并非反动,只是以《易》解《诗》,信口开河而已,结果得了个“于圣王之前,混讲经书”的“狂妄”的罪名,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者写名儒兼孝子尹嘉铨致仕回家后,使儿子给乾隆送了两本奏章,一为父亲请谥,二请许一群名臣从祀孔庙。结局是:“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因为皇上加恩,才改为处绞立决。文章说,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不了解主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向主子进言,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奴才是不能高出于主人的。比主人高明当然大“不可恕”,试想若非自以为高明,怎么会提起意见来呢?文章对乾隆一类“英主”的心态有着很深刻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1706025412
1706025413 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种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总之,文字狱这东西,是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中国人的奴性,就很可以从那博大和恶辣的策略中明白它的由来。
1706025414
1706025415 《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笔调悠徐,却是十足的“舒愤懑”之作。
1706025416
[ 上一页 ]  [ :1.70602536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