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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站的士兵/内战与溃散人间鲁迅（下）5月底，他作七绝一首，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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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本人就是千千万万奴隶中的一人，论命运，只配一例地沉埋草野，哪里还会有动地的哀歌呢？心通万里，混茫一片。如果说，到底还有愤怒的爆发，也只能听于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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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深知他的危险处境，总觉得有什么事情即将临头。但是，他又不想离开上海，对于山本初枝邀他旅日，以及萧三转达的苏联请他参加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意向，全都加以婉谢。他告诉山本初枝说：“日本风景幽美，常常怀念，但看来很难成行。即使去，恐怕也不会让我上陆，而且我现在也不能离开中国，倘用暗杀就可以把人吓倒，暗杀者就会更跋扈起来。他们造谣，说我已逃到青岛，我更非住在上海不可，并且写文章骂他们，还要出版，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他这样答复萧三：“大会我早想看一看，不过以现在的情形而论，难以离家，一离家，即难以复返，更何况发表记载，那么，一切情形，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不能传给社会，不是失了意义么？也许还是照旧的在这里写些文章好一点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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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何尝不想歇歇，玩玩，然而不能。命中注定要受苦，挣扎，拼杀，注定要受大人物的嫉恨和小东西的围困，有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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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属性并不在于拥有知识，犹如技术之于工匠一样，而是由知识培养起来的理性和批判意识。他们对人类命运终始给予最大的关注，现实问题不是他们所能回避的。可是，在一个专制国度里，莫谈国是是必须恪守的原则。而知识分子一旦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批判的权利，也就失去了自己。他们不能不忍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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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发表时事评论已经非常困难，他不能不迂回到敌后去重新开辟战场，把文化学范围作为他的扫瞄对象，这类杂感，构成为《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两个集子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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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可以说是一场具体的文化问题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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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0月，沈从文在天津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讥笑上海作家“赋闲”；接着又发表《论“海派”》，说“京派”作家态度“诚朴”，“海派”作家则“投机取巧”，“见风转舵”，明显的扬“京派”而抑“海派”。“第三种人”苏汶起而反驳，发表《文人在上海》，为“海派”辩解。鲁迅无意介入文人之间的这种近乎无聊的争论，然而，他却从中洞见了争论背后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更深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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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天，他作了相应的两篇短文：《“京派”与“海派”》及《北人与南人》，剖析处于不同的文化区域和文化中心的人们，尤其是文士的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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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如此而已。在说到北京学界的时候，他特别评价了五四运动，以为是最大的光荣，而且迄今仍然留有历史上的光辉。五四运动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但是时过境迁，当年的战士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昔人已乘黄鹤去”，完完全全的向传统复归了。“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官之鄙商，在中国几千年的官僚政治中，已经相沿成习。至于北人卑视南人，作为一种传统，也都同样与权势者有关。他指出，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的北部，再携北人南征，于是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这里隐含着他所经常批评的卑劣的奴性。统治者必须治心，必须培养奴性。文化性格，文化心理，不能不打上阶级统治的烙印。他认为南人的缺点，是由权贵南迁带来的。那么，腐败颓废的风气，也就不独由近商者所招致。在这里，他看到了被称作资产阶级文化中同样混有封建主义文化的东西。亦官亦商，总之，是统治阶级的文化，上流社会的文化。这是为他所憎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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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后，他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揭露“京海杂烩”——“京派”与“海派”文人握手言欢的最新趋向，指出这种官商合作，都因为帮闲帮忙一样的“不景气”，一样的不能挽救其没落。对京沪两地为此喋喋不休的文人，他感到十分可厌，在介绍法国作家法朗士描写名妓泰绮思的小说之后，自白说：“我宁可向泼剌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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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人和南人》中，鲁迅这样分析了北人和南人的文化特点：北人厚重，但厚重之弊也愚；南人机灵，机灵之弊也狡。从改造国民性出发，他借相书提出一个救治的办法是：北人南相，师法南人的机灵；南人北相，吸收北人的厚重。并且明确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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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上海是鲁迅先后生活过的地方，对栖聚在这两个地方的文人有过多方面的接触。因此，在关于“京派”与“海派”的论争中，他能够很好地结合自身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文化历史的考察，把文化意识和阶级意识统一起来。在他的眼中，“京派”作家是封建主义意识的代表，拜权主义是其特征；“海派”作家是资产阶级、小市民意识的代表，拜金主义是其特征。前者封闭，倒退，墨守；后者势利，圆滑，善变。对中国文人的种种卑劣根性的揭示与批判，在鲁迅晚期杂文中有更充分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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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位置，作为启蒙思想者的鲁迅，给予严重的关注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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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问题既是政治问题，又是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有着自身的历史特点。鲁迅虽然对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受的压迫抱有同情，对他们潜在的能量多所期许，但突出的仍然是否定，是对植根于中国官僚政治社会的文化寄生性的批判。如果说这种批判，在北京时期集中在政治方面，如对章士钊、陈西滢等在女师大问题的斗争，那么在上海时期，则更多地集中在文化方面，文章有《二丑艺术》、《各种捐班》、《四库全书珍本》、《帮闲法发隐》、《登龙术拾遗》、《“商定”文豪》、《大小骗》、《考场三丑》、《读书忌》、《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下）》，等等。后来论“文人相轻”，一至于七，都说明了他对文人的重视。其中，他的批判锋芒主要指向“飞腾”的、“‘爬’了上去”的大知识分子。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所期待的是知识分子的平民意识和干预意识，而这一点，又是大知识分子所最薄弱的，他们往往远离平民阶级和社会现实，而通过“天梯”，同专横、虚矫、颓靡的上流社会更直接地联系起来。在鲁迅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这种改造，不等于屈从于政治压力的人格畸变，而是人的自觉建设。人的建设问题是实践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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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杂感，涉及众多的文化项目，诸如：饮食，居住，衣饰，器具，娱乐，礼节，婚姻，宗教，神话，歌谣，语言，艺术，等等。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小品的是，不仅在它们的灵智和文采，重要的是贯穿其间的文化批判意识。“刨祖坟”是一种办法，他试图以此动摇现代官僚政治及其文化思想的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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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畸形社会，在这里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文化现象加以呈示的。每一个现象都具有独立的认识价值，但又具有互涉性，从而构成为文化丛，表现出综合的文化意义。《上海的少女》、《上海的儿童》、《男人的进化》、《“小童挡驾”》等由人类自身的生产、延续和发展问题构成同一组杂文；《推》、《“推”的余谈》、《抄“靶子”》、《“吃白相饭”》、《“揩油”》、《爬和撞》、《冲》等，由上海所见的日常生活现象构成另一组杂文。这种横向组合，在更大层面上揭示出一个日趋商品化的社会的病态。取习惯经验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礼》、《打听印象》、《吃教》、《喝茶》等；取神话、风俗的角度写成的杂文有：《中国的奇想》、《〈如此广州〉读后感》、《过年》、《迎神和咬人》等。这些杂文更多地从文化积累方面纵向组合而成，深入发掘传统文化模式中的同类价值意识。横向与纵向的交叉组合，又构成为一个个坐标，一个个网络，互相关联，互相生发，层层推进。鲁迅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凡纪念，“礼”而已矣。礼既是一种行为规范，但也是一种形式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最重形式未必便对，有时候又最重视实际，譬如“推”、“爬”、“撞”、“冲”，譬如“吃白相饭”，譬如“揩油”，譬如“吃教”都是。如果说中国人专重实际也未必全对，却又最爱奇想的，总是拼命的救死、逃死，回避现实。有些文章发挥得十分漂亮，如《爬和撞》所总结的“跪着的革命”：向上爬而爬得上者太少，于是发生撞，那些早已爬在上面的人们，就天天替下面的人制造撞的机会，使大家花些小本钱，而预约一种好生活。这样，大家便都愿意来试试，爬着来撞，撞不着再爬……不断“革命”，死而后已。又如《吃教》，文章说小百姓叫耶稣教徒是“吃教”的，其实这两个字可以一样移用于许多“‘吃革命饭’的老英雄”。什么“革命”，什么“主义”，对于他们只是一种时髦，一种招牌，根本不存在信仰。文章还说，“吃教”有“专吃”和“合吃”两种，宜于专吃的时代是必须定于一尊的，至于合吃，诸教也本非异致，所有主义都可以为我所用的。不同的是一碟全鸭，一碟杂拌儿，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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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洋场的上海，是商品经济在中国较为发达的地方。对于初步形成的商业文化、市民文化，鲁迅是文化人中最早予以关注的一个。但是，他并没有像后来更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礼赞商品对固有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冲击，从而带来社会全面松动的杠杆作用。他有他的关切点。作为一个启蒙家，他所注意的是商品经济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畸形的精神产物。由于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所造成的类似西方的社会病，在乡土中国远未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他的主要力量仍然放在对黑暗政治和官僚文化的挞伐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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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进攻性最强的，要算在日本《改造》月刊发表的一篇文字：《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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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两三件事”，指的是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有关“火”的一节，把神话和典故同现实中的烧书事件等联系起来，揭示广大奴隶的某种心态，即在《马上支日记》中曾经说过的，中国的一些人，对于神、宗教、权威是怕和利用。文中分析他们祭火神的心理说，倘有火灾，则被灾的和邻近的没有被灾的人们都一样要祭火神，以表感谢之意，被了灾的如果不祭，据说第二回还会烧，所以还是感谢了的安全。然而，感谢火神之类，并非连心也全被征服了的证据。这就是奴才与奴隶的区别。至于火神，权势者，又决不会因为有过讴歌感谢的人们而施行王道的。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人们由事实而有所省悟，好不容易开起学校来，无奈学生们又年年闹事，于是到了国民党掌握政权，作为改正的手段，除了大造监狱，什么也没有。对于思想犯，则有着另一种叫做“反省院”的特种监狱，遵奉某种主义，排击某种主义，如此可以反省到死。所谓中国，不就是一座思想统治的监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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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道，文章这样指出：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在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来的。人民之所讴歌，就为了希望霸道的减轻，或者不更加重的缘故。……倘说先前曾有真的王道者，是妄言，说现在还有者，是新药。在内山书店的漫谈会上，鲁迅对儒家思想和儒士的最高理想王道之类有过很深入的剖析。他说，儒家思想的东西，都是为政治家而写的信条，是政府加以利用的东西，总之并非是庶民自己的东西。只要建立一个政府，就一定用儒家思想强制人民，这是中国自古以来不成文的律法。这种思想统治过度强化时，就会发生有名的东西——革命，革命一旦巧妙获得成功，革命政府就出现了。在最初阶级，政府还不能不据什么主义说点新事情，后来不知不觉间又要跑回到原先以传统思想强制人民的地方去了。这时候，什么言论自由啦，结社自由啦，天下为公啦，宗教是鸦片烟啦，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一面说教，声称要符合时代需要，一面毫不留情地去镇压言论自由，禁止结社。说到文禁，甚至不问文章内容如何，只根据作者的名字就可以绝对禁止，对这种野蛮的行为竟至于满不在乎，世界不论哪一国也没有这么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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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刨掉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主义的老根，在一段时间内，鲁迅集中搜购了一批明清时期的笔记、野史、禁书和档案等，边读边写了《隔膜》、《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等文，以明清的文字狱史反照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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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都写到奴才文人。前者写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身怀著作，意图呈进，以“形迹可疑”被捕，那著作也并非反动，只是以《易》解《诗》，信口开河而已，结果得了个“于圣王之前，混讲经书”的“狂妄”的罪名，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后者写名儒兼孝子尹嘉铨致仕回家后，使儿子给乾隆送了两本奏章，一为父亲请谥，二请许一群名臣从祀孔庙。结局是：“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因为皇上加恩，才改为处绞立决。文章说，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不了解主奴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向主子进言，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以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奴才是不能高出于主人的。比主人高明当然大“不可恕”，试想若非自以为高明，怎么会提起意见来呢？文章对乾隆一类“英主”的心态有着很深刻的披露：“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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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统治者的“文艺政策”，或“文化统制”，一方面是砍头，禁书，甚至“销毁”，不使与世人见面。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有关系的历史著作，无不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不是鉴定，便是评奖，使文苑中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还有，就是以统治者的思想形成一种势力，一种潮流，并且使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迎合这种潮流。总之，文字狱这东西，是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中国人的奴性，就很可以从那博大和恶辣的策略中明白它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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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和《病后杂谈之余》，继而叙说文字狱，以及文字狱以外的统治者的虐政。笔调悠徐，却是十足的“舒愤懑”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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