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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术的虐刑，是都需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简直让人相信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科学。从周到汉，有一种专施于男子的叫“宫刑”，施于女性的叫“幽闭”，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令人吃惊。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粗分就有流贼式、官式。两篇文章都援用过的史例，是关于明朝永乐皇帝的。在他惨杀的忠臣里，有一个叫铁铉的，油炸致死后，将其妻女发付教坊做婊子，还要她们“转营”，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目的是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生出“小龟子”和“淫贱材儿”来。所谓“守节”，在那时还是只准“良民”专利的特典呢！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就这样一直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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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的文人，却偏能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种种残酷的事实，自然是最好莫如不闻，也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无奈现实总是逃不掉，君子自己也就亲临了庖厨。大道是对于世事“浮光掠影”，随即忘掉，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或对于现实“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撒一点小谎，可以消解闷气，到后来便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于是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譬如铁铉的女儿发付教坊的事，让士大夫知道了，就有了她们献诗于原问官，被永乐所知，赦出，嫁给士人的佳话。在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虽或被权势者的出色的文字狱手段所遮掩。不过，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更是代不乏人。“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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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白云“舒愤懑”，那是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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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把治者的凶残和文人的乖巧对照着写，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以各种好看的名目逃避中国现实的才子们的轻蔑和愤慨。在《病后杂谈》的结尾，他竟把自己的未来的死也拉了上去，说：……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即使有谁看了，于我死人，于读者活人，都无益处，就是对于作者，其实也并无益处，挽联做得好，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文章送到《文学》月刊，检查时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下第一段，即鲁迅戏称的“只剩了一个头”。他要求将删剩的部分照样发表，意在悬头示众。但发表出来以后，就有作家据此评论道：鲁迅是赞成生病的。至于《病后杂谈之余》，由于检查官不说不准登，也不说登，发行人就找作者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还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了一遍，并且把题目改作《病后余谈》，删掉“关于舒愤懑”这样一个副题，然后准予发表。直到结集出版时，被删改的文字才得以补正。但鲁迅是从旁加了黑点的，目的是要留下一个痕迹，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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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呐喊》与《彷徨》，通过典型化的形式，几乎动用了他的全部的生活积累，确立农民和知识分子两大主题，囊括了中国社会最本质的恒定的东西。散文《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野草》，从社会转向自身，从外部转向内部，后者在小说的抒情性与讽刺性两大叙述风格的基础上增加了象征性。从艺术审美的角度看，以上创作，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文学体系。任何一个作家都不是万能的，都存在着某种能源危机。对于一个善感而又富于理性的学者型作家鲁迅来说，在生活上陷于囚人般的无法走动的境况底下，就只好借重固有的深厚的知识，发挥无尽的思想。自然，论创作的动机，鲁迅也并不在乎美学殿堂的建造。杂文的写作，就这样成了一种“合目的性”的生成物。在长达二十年的写作历程中，他的杂文是在不断的腾挪变化中获得丰富的。《热风》带有哲理性，《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富于论辩性，《二心集》则以科学性和逻辑性见长，《伪自由书》可读作一组时事评论，新闻性、政论性非常突出。《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新的整合，显然是作者有意识地向文学回归。最新时期的杂文，多近随笔、小品，融合了前期的各种特点，而偏重于启蒙性、文化性和知识性。鲁迅杂文，原来包容了多种的文体风格，惟此时更趋精粹、成熟和稳定，从而构成为后人所称的“鲁迅杂文”的基本格局。文化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密切结合，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杂文的一大特点，是区别于其他小品文作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在发表时，它们才特别恩蒙了检查官老爷的注意、修整和扣压。鲁迅一生中使用的笔名共一百四十多个，单从1932年到1936年启用的就多达八十多个，可见此间的杂文的战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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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对许寿裳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是专对国民党，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在几百年、十几年前的，不过国民党执政以来，还没有把它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黑暗了。”的确，黑暗势力是彼此相通的，即使在看来极不相干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缝隙的暴露，都足以牵动他们的神经。种种行政强制手段，其实是虚弱的本质的体现。尤其是权力者，几乎无时不在提防着自身的崩溃，所以镇压，暗杀，是一刻也不能松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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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是决定了的，而暴露和抨击也是决定了的，倘使黑暗长存，作为人类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可以有奴隶，但不可能都是奴才。当同乡老友张梓生代替了黎烈文而主持《申报?自由谈》，向他索约稿件，他作诗答道：哪里有甘美的酪果供菩萨们享用呢？生来就不像莲花六郎有漂亮的脸蛋可以邀宠，还是算了罢——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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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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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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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燃烟卷觉新凉。新凉即晨凉。每当黑暗的压迫使他感觉窒息般的痛苦时，他就在心里安慰自己：天快要亮了，天快要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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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是一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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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未必可靠，最可靠的，莫如绝望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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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分道扬镳：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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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的政治文化专制往往令人紧张、挣扎、奋起，但也容易使人变得逍遥、淡漠，日渐消沉。谁愿意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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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的“学匪派”之一，《剪拂集》的作者林语堂，于1932年9月创办了《论语》半月刊。该刊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写实主义的“幽默文字”，泛谈社会政治、世道人心，颇具自由主义色彩。待到销行正盛时，因“产权”关系，林语堂退出主编的位置，交陶亢德接办，杂志也就日益沦为“滑稽式的笑谈”了。接着，林语堂又邀集同人创办《人间世》半月刊，宗旨与《论语》差不多，标榜“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推重晚明式小品，而更显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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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的阵容看，这两个刊物都带有兼容的性质。为此，虽然知道鲁迅并非同道中人，林语堂和陶亢德仍多次写信约稿。开始时，鲁迅也送过几篇文章给《论语》发表，以后便婉辞加以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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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他对刊物的看法有关。《论语》，由可恶的邵洵美所开办的时代图书印刷公司发行，成为“盛家赘婿商品”，固然是一个原因，更为不满的，还是内容的油滑无聊。《人间世》令人作萧然出尘之想，作风本来与他很两样的。他在信中回复陶亢德说：“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夭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所谓“大师辈”，其实就是指林语堂、周作人们。《人间世》为了借重名家，曾几次要求刊登鲁迅的照片。他说，自己“向来厚于私而薄于公”，倘非私人请托而公诸读者，他是不愿意的，又说当作家是滥竽充数，自己实实在在是一个“伪作家”云云。凡这些，都不过托辞而已。这个带有严重洁癖的人，总是耻于与阔人雅士为伍，他不愿出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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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翼下的微风文艺社曾讨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并吁请出版界、报界拒绝发表他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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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鲁迅和林语堂并称是带有历史的反讽意味的。的确，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直到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在《论语》创办初期，林语堂也还曾撰写过一批政治性较强的杂文，如《论政治病》、《谈言论自由》、《增订伊索寓言》、《中国何以没有民治》等，但是，随着专制统治的加剧，中国道家出世无为的思想和英国绅士稳健雍容的作风，已经完全支配了他。他说：“人到文明了，有什么忧愤，只在笔端或唇角微微一露罢了”；又说：“东家是个普罗，西家是个法西，洒家则看不上这些玩意儿，一定要说什么主义，咱只会说想做人罢。”林语堂以“文明人”、“自由人”自居，而鲁迅恰恰是这类人物的敌对者，而站在“下等人”、“奴隶”一方的。他们终于分道扬镳了。所谓“故人云散尽”，这也是一种“散”法。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的意向，就这样通过他们——社会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的分散聚合，演出许许多多令人感慨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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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林语堂，鲁迅是了解的，知道局面已经无法挽回。然而，为朋友计，他仍然一再劝诱林语堂尽一点文化人的责任，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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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信给曹聚仁说：“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了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朋友之道，所取的仍是一种古老的哲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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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林语堂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一文，此后又写了不少提倡幽默的文章，但真正被誉为“幽默大师”，还是在主编《论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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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词原从翻译而来，指的是文章的语调和风格，后来林语堂进一步确定为“人生之一部分”，“一种人生观”。并且推庄子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在他这里，幽默是同“性灵”、“闲适”、“超脱”连在一起的。“人生在世是为何，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吗？”总之是尽可能地远离政治，无拘无碍，享受人生。这样，立足于批判的左翼文学，在他看来，未免太“急功近利”，尖酸刻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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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大师”们的提倡，幽默文学大有风行一时之概。文坛上的这种非政治化倾向，当然不是以文学抗争社会的作家所能接受的。特别是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激烈反对“平和之音”，他势必要对所谓“幽默”实行坚决的掊击。他反对的不是一个作家、一份杂志，而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普遍状态。此间陆续写作的系列的“文人论”，与此大有关系。他简直痛恨中国式文人，在政治高压底下，没有什么比游戏人生、清谈艺术的态度更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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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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