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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68 在林语堂那里,笑是“会心的甜蜜的微笑”,是“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是符合“真正的喜剧的标准”的笑。鲁迅也说到笑。在他所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前记里,就曾指出契诃夫式的笑“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在《过年》里,他还特别强调蔑视统治者的笑,战斗的笑。文中说: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笑可以解脱,也可以讽刺。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林语堂都分别把“幽默”同“讽刺”联系在一起。《论语》第6期的编辑后记,就曾这样宣称:“本刊的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林语堂在他的著名的长文《论幽默》中,同样把讽刺同幽默对立起来,从而加以排斥。与此相反,鲁迅多次明确指出:中国是没有幽默的。中国人本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更是难以幽默的时候。虽有所谓“幽默”,实在也只是“寻开心”,是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在《“滑稽”例解》中还把“幽默”和“滑稽”作了区别。他说,中国有的是滑稽,但这和幽默相距甚远。日本人译“幽默”为“有情滑稽”,即是区别的所在。中国之自以为幽默或滑稽文章者,不过蒙“幽默”或“滑稽”之号的油滑、轻薄、猥亵之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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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70 至于讽刺,是与幽默大两样的。鲁迅对讽刺的定义包含了两大要素:一是“有情”,一是“写实”。讽刺家必须是富于热情的战士。没有无情的讽刺,正因为讽刺家有了干预社会的热情和勇气,才能打破“瞒和骗”的空虚,写出真实来。他指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时候,鲁迅应约写了《“论语一年”》的文章,其中举了萧伯纳,达尔文和赫胥黎作例子,指出必须从同一现象中辨识不同质的东西。同是蛆虫,猴子的亲戚,狗,就有大小、好坏的区别。就说狗,倘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现代中国的“幽默”,还不是《笑林广记》式,唐伯虎、徐文长、金圣叹式,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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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72 讽刺并非如开玩笑一般的容易。真正的讽刺家是社会讽刺家,他所对付的是全社会,主要是权力者社会和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因此也就必然要承担各种风险。没有独立人格的力量是无力承担的。在中国,讽刺家如此之少,事情还不是最明白不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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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74 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是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中国文人的脾气,他是清楚的,中国现实的危机他一样清楚。在他看来,小品文的盛行是必然的,没落也是必然的。他指出:“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有版税可抽者,尚且不容有“骚音怨音”,怎么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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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76 1935年有过一场关于杂文问题的论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看待杂文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对此,鲁迅是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原则的,即把讽刺的严肃性和审美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对于杂文,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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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78 中国现代杂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杂文,作为他的文学观的一种体现,正好继承了“五四”的战斗传统。在他这里,文学首先是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杂文短小、轻便、灵活自然也宜于作“性灵”的载体,但因此也最能发挥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杂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摆设”,它的生存是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最憎恨奴性。在《漫与》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了奴隶与奴才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在文学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显然,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属于麻醉一类的;而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现实,超责任,说穿了还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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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80 讽刺是杂文的生命。只要世间还有黑暗的事物,落后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讽刺,有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是广泛的、多样的,他不但讽刺了权势者、奴才,还有奴隶。因此,那种认为鲁迅的杂文只用于讽刺敌人,而与人民无涉,以及“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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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82 对鲁迅来说,杂文创作始终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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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84 早在《论语》之先,周作人便联合了俞平伯、废名、冯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同人刊物《骆驼草》。他们宣称“不谈国事”,决心“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文章我自为之”。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闲适”一路散文于是以一种群体创作的方式出现。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语堂推为“闲适”和“幽默”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后《论语》派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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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86 1928年,创造社曾经以“趣味”和“闲适”评论“语丝派”的周氏兄弟,鲁迅虽或写过“闲谈”、“漫笔”之类,但却以自己的愤火照见了历史,实在不能囿于题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面发表“人事的评论”,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面又把为他所攻击的“旧文明”、“所谓礼”,奉为“生活之艺术”,鼓吹“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当国民党在血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们的“党治”世界,他就在专制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说:“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于是,他声明不再写“祭器文学”,反对“一副野蛮神气”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过做做“精神上的体操”而已。这类略具“苦味”的“闲适”文章,结果,将对读者产生同等的作用:粗犷的人心,因此而渐渐变得平滑起来。然而,鲁迅并不改他的野气,他是始终好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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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88 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会上,说到为《自由谈》写稿,鲁迅便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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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90 “骂谁呀?”陈子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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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92 “该骂的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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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94 “怎么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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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96 “骂法也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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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498 王映霞插话道:“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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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00 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林语堂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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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02 是的。鲁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会里,他不必讨好任何人。为什么要“忠厚”呢?他还嫌自己刻薄得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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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04 对于二弟的思想变化,鲁迅是清楚的,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周作人。其实,他对《论语》的“危机”与“出路”的说话,也都包含了对胞弟的批评和期待的。当周作人陷于众人的攻击时,他那深潜的温情,就汩汩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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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06 《人间世》以《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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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08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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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10 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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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12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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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14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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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25516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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