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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语堂那里，笑是“会心的甜蜜的微笑”，是“引起含蓄思想的笑”，是符合“真正的喜剧的标准”的笑。鲁迅也说到笑。在他所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的前记里，就曾指出契诃夫式的笑“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在《过年》里，他还特别强调蔑视统治者的笑，战斗的笑。文中说：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笑可以解脱，也可以讽刺。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林语堂都分别把“幽默”同“讽刺”联系在一起。《论语》第6期的编辑后记，就曾这样宣称：“本刊的主旨是幽默，不是讽刺，至少也不要以讽刺为主。”林语堂在他的著名的长文《论幽默》中，同样把讽刺同幽默对立起来，从而加以排斥。与此相反，鲁迅多次明确指出：中国是没有幽默的。中国人本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更是难以幽默的时候。虽有所谓“幽默”，实在也只是“寻开心”，是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他在《“滑稽”例解》中还把“幽默”和“滑稽”作了区别。他说，中国有的是滑稽，但这和幽默相距甚远。日本人译“幽默”为“有情滑稽”，即是区别的所在。中国之自以为幽默或滑稽文章者，不过蒙“幽默”或“滑稽”之号的油滑、轻薄、猥亵之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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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讽刺，是与幽默大两样的。鲁迅对讽刺的定义包含了两大要素：一是“有情”，一是“写实”。讽刺家必须是富于热情的战士。没有无情的讽刺，正因为讽刺家有了干预社会的热情和勇气，才能打破“瞒和骗”的空虚，写出真实来。他指出：“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论语》创办一周年的时候，鲁迅应约写了《“论语一年”》的文章，其中举了萧伯纳，达尔文和赫胥黎作例子，指出必须从同一现象中辨识不同质的东西。同是蛆虫，猴子的亲戚，狗，就有大小、好坏的区别。就说狗，倘将“给阔人开心的吧儿和在雪地里救人的猛犬”一比较，何如？现代中国的“幽默”，还不是《笑林广记》式，唐伯虎、徐文长、金圣叹式，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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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并非如开玩笑一般的容易。真正的讽刺家是社会讽刺家，他所对付的是全社会，主要是权力者社会和所谓有教育的知识者社会，因此也就必然要承担各种风险。没有独立人格的力量是无力承担的。在中国，讽刺家如此之少，事情还不是最明白不过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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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写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是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中国文人的脾气，他是清楚的，中国现实的危机他一样清楚。在他看来，小品文的盛行是必然的，没落也是必然的。他指出：“皇帝不肯笑，奴隶是不准笑的。他们会笑，就怕他们也会哭，会怒，会闹起来。”有版税可抽者，尚且不容有“骚音怨音”，怎么能希望那些炸弹满空、河水漫野之处的人们来说“幽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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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有过一场关于杂文问题的论争。归结起来，就是如何看待杂文的社会性和文学性。对此，鲁迅是坚持了他的一贯的原则的，即把讽刺的严肃性和审美的独特性结合起来。对于杂文，他不但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实践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理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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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杂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杂文，作为他的文学观的一种体现，正好继承了“五四”的战斗传统。在他这里，文学首先是为人生的，因此它又不能不是否定的、批判的。在所有的文体中，杂文短小、轻便、灵活自然也宜于作“性灵”的载体，但因此也最能发挥直接的否定、批判的作用。他指出，杂文也即小品文不是“小摆设”，它的生存是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他最憎恨奴性。在《漫与》一文中，他这样描述了奴隶与奴才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在文学上的反映：“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不同。”显然，林语堂等提倡的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是属于麻醉一类的；而这批“高人兼逸士”，超庸奴，超现实，超责任，说穿了还是“万劫不复的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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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是杂文的生命。只要世间还有黑暗的事物，落后的事物，有待改革的事物，就一定有讽刺，有杂文。鲁迅杂文的讽刺是广泛的、多样的，他不但讽刺了权势者、奴才，还有奴隶。因此，那种认为鲁迅的杂文只用于讽刺敌人，而与人民无涉，以及“鲁迅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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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来说，杂文创作始终是一种“严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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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论语》之先，周作人便联合了俞平伯、废名、冯至、曹聚仁等，在北京创办了一个同人刊物《骆驼草》。他们宣称“不谈国事”，决心“讲闲话，玩古董”，“笑骂由你笑骂，文章我自为之”。杂志虽然只办了一年，但却吸引了一批文士的注意，“闲适”一路散文于是以一种群体创作的方式出现。周作人的文字被林语堂推为“闲适”和“幽默”的典范，而他本人也就成了“小品文之王”，日后《论语》派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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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创造社曾经以“趣味”和“闲适”评论“语丝派”的周氏兄弟，鲁迅虽或写过“闲谈”、“漫笔”之类，但却以自己的愤火照见了历史，实在不能囿于题材的。周作人不同，一方面发表“人事的评论”，表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流氓”性格；另一方面又把为他所攻击的“旧文明”、“所谓礼”，奉为“生活之艺术”，鼓吹“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当国民党在血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它们的“党治”世界，他就在专制政治中感到“被鬼吃”的恐怖了。他说：“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于是，他声明不再写“祭器文学”，反对“一副野蛮神气”的“打架的文章”。即使偶有不平，也不过做做“精神上的体操”而已。这类略具“苦味”的“闲适”文章，结果，将对读者产生同等的作用：粗犷的人心，因此而渐渐变得平滑起来。然而，鲁迅并不改他的野气，他是始终好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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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由黎烈文主持的宴会上，说到为《自由谈》写稿，鲁迅便说：“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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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谁呀？”陈子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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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骂的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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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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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法也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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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插话道：“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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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林语堂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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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鲁迅不稀罕那份“忠厚”。在上流社会里，他不必讨好任何人。为什么要“忠厚”呢？他还嫌自己刻薄得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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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弟的思想变化，鲁迅是清楚的，他无时不在关注着周作人。其实，他对《论语》的“危机”与“出路”的说话，也都包含了对胞弟的批评和期待的。当周作人陷于众人的攻击时，他那深潜的温情，就汩汩流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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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世》以《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登了周作人的两首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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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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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去无端玩古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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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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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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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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